二程将庄子与佛老同视为异端,但其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了当时正值兴盛的佛教。在儒道会通的时代背景下,二程对庄子有批判也有较为深刻的研究,在其理学理论创建中借鉴并吸取了庄学的元素,从对庄学中本体之道的统合性借鉴,再到对庄学修养功夫中去欲、虚静、心斋等理论的汲取,二程的理学理论得以更加充实与丰富。
《论语》的具体记录者大多无法考证,所以古代经师现代学者大多干脆放弃了考证工作,这带来了误读经典等问题。在《礼记·檀弓下》《论语》郑玄注和杨伯峻先生考据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周人称名称字的礼制,还可考证出《论语》有陈亢冉求等九位具体的记录者。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部分经典,还可以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孔子、孟子关于“孝”的思想理论,不仅是儒家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性观念。
“思无邪”超越了“诗三百”的文学语境,是孔子为促进社会进步而提出的价值命题,是儒家道德哲学和政治思想的一个起点。
从野生动物传播开来的新冠肺炎,是继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之后,大自然又一次给人类敲响的警钟。人与动物应该如何相处?“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为何没受到现代人重视?如何重拾重建?
受韩愈影响,考量儒家道统,成为宋代儒家学者构建理论、品评人物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基于此而形成之尊孟排荀倾向,在宋代道统论中表现得最为强烈。不过,北宋初期尚未出现“尊孟排荀”之风,汉代以来“孟荀同尊”之余韵仍在学术圈具有广泛影响。“孟荀同尊”折射出宋初儒家学者对孟、荀重要性的认识,也反映出当时学者希圣希贤的学术情怀。
以往学术史对二程洛学传承与衍化的研究多是粗线条或概论式的,这就无法系统而全面地展现洛学的流变史。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法治的建立与完善无法单纯依靠国家公权力的实践,它必然要求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和协同建构,这便是法治的“社会面向”。
己亥庚子年交替之际,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大江南北。全民居家,正是闭门反省、总结之良机,吾辈虽不能奋战在防疫一线,却可以积极储备,嘉惠后学。故“儒家经典时习羣”庚子年的首次晨课如期于今日举行。吾亦创作完成《论语诗意》之《学而篇》。
刚收到中山大学周春健兄寄来的四书论文集,见刊拙文《正之的工夫:<论语·为政>前八章读解》,是前年在一门研究生课上写的。那年的课带学生读了《学而》《为政》,分别形成两篇文章。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在知识传授、文化传播、人格培养和社会教化方面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生命”概念可以说是儒学最核心的内容,这无疑是大家所认定的。中国人谈存在、价值、实践、知识,可以说都是从“生命”作为原初点而展开的。
以清华简《尹诰》《傅说之命》为参照,辑补者有四处抄袭《礼记》郑玄注,可知梅赜本《古文尚书》最终成书当在郑玄之后。
在传统社会,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构建常常要借助于经典诠释。经典的精微奥义在不断和不同的诠释中延伸、变幻,彰显出鲜活的生命力和不朽的魅力。
朱子“却是杨敬仲文字可毁”的一句棒喝不啻是对杨慈湖宣判了“死刑”。故在宋末明初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慈湖著作及其思想几乎处于淹没不闻的状态。然而随着阳明学在1520年代的涌现
个体德性培育过程实质上是社会普遍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体道德品质与行为准则的过程,我国古代书院在个体德性培育方面,遵循道德心理学“知--情--意--行”的发展规律,即通过系统的道德知识学习、丰富的道德情感浸润、坚定的道德意志磨砺,最终达成生徒积极的道德行为践履,为社会培养出了一大批“明乎人伦、传道济民”的理想人才。···
当前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医疗以及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助推力,但同时也凸显出一些伦理问题。
儒家孝式社会控制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统治者与基层民众之间具备相似价值追求会有利于治国理政,可对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借鉴。对于儒家孝道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如孝义文化包含的长辈享有绝对权威理念要是渗透到政府机构中,可能会形成家长制与极端崇拜权力的现象,这是当代国家治理所竭力规避的。
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做中国伦理学,只有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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