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晶说”虽然脱胎于积淀说,但二者又有多方面的差异:“积淀说”重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重在解说“先天而先在”,重在建构“情本体”,而其实质是放弃本体;“结晶说”重在性善论的解读,重在阐发“后天而先在”,重在重构“仁本体”,目的是将道德本体讲透彻,坚持好。二者之同异,不可不察。
王船山反对汉儒将“权”与“经”对立的观点,认为不能以“反经”定义“权”。同时,针对“反经合道为权”的经权观在道德实践中可能导致权术、变诈的流弊,他提出行权应“不易于正”的主张,明确反对“机权”行为。船山将“经”“权”关系理解为一种体用关系,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王船山的经权观,在承认道德准则的普遍约束力的基础上,对主体在具体情境中···
其实我以往总是希望可以把这些经历写出来,但一直没有时间。因为我觉得我从学的这个过程是有值得汲取的地方的。
按照朱熹的理解,太极图每相邻的两层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也就是说,太极图其实也可以称作天地之心图;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在其思想架构中,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也就是说,与工夫论层面的心统性情相应,宇宙论层面则是心统理气。
陈立明确区分了“衰周之鲁”与“《春秋》之鲁”,认为孔子作《春秋》,以《春秋》当新王,从而托鲁为王者乃“《春秋》之鲁”,而非“衰周之鲁”。同时,陈立在为何休《公羊解诂》作新疏时,不仅全面继承了何休的“王鲁”思想,并且顺着何休、徐彦的思路,对《公羊》本文的“王鲁”意蕴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与发挥,从而使得何休的“王鲁”思想被更为彻底···
中华民族在复兴,传统文化没落下。从还算漫长的近代来看,这的确是个新近的现象,也自然有其由来。
《庄子•逍遥游》中的“尧让天下与许由”的故事有其深刻的寓意,它关联着对自由主体与自由秩序的理解,但历代对之的解释颇多分歧,这一分歧集中在对尧与许由二人的态度上,历代的解释可以归结为扬许抑由、扬尧抑许、尧由俱抑、尧由俱扬四种类型,在对对四种态度做出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立足于郭象哲学对扬尧抑许、尧由俱扬的综合,而···
针对晚清民国时期传统社会结构的崩溃以及儒学游魂化的问题,梁漱溟侧重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联来诠释儒家的良知观念、理性观念,并强调理性制度化(组织化)之必要性,由此重塑新的礼乐秩序。其实质是以心学的致思进路回到伦常生活的大本大源,重建儒家伦理的公共性和凝聚力。
《明夷待访录》将宋学变革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非历史论理气质使得治体构想能够截断众流,别开天地。这一别开天地,建立在抽掉现实立国传统本末的基础上,在转向未来的时刻倚靠的是一个虚无化的历史世界和完美化的经学典范。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船山的夫子自况,其背后的辛酸,孤独,玄远,乃至偏激,恐非后人轻易能解,也未必合乎当世时宜。要还原船山思想原貌,谈何容易,遑论“复活”。
一个具有启蒙作用的圆满的哲学体系必须“体证的形上学”与“观解的形上学”并建,但船山的生命形态之于“体证的形上学”根本隔膜,故他只建立了“观解的形上学”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必然导致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之话语,其所涉及的有“古典话语”“现代话语”,此两者又分别涉及于“生活话语”“学术话语”,如此一来,就有“古典生活话语”“古典学术话语”“现代生活话语”“现代学术话语”四个向度。
通过文献梳理,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
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也是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同时还是当代中国推动人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可多得的美德传统资源。
自先秦以降,“身家国天下”乃是中国人理解世界和指导个体生命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最基本意象之一。“身家国天下”意象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一个隐喻性概念或概念性隐喻。本文进而探讨“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内在结构、利弊得失及现当代转型,同时通过“身家国天下”意象体察隐喻和意象思维的一般特点和中西之异。“
民国二十五年(即西元1936年),唐文治在无锡国专为学生讲《孝经》,将此讲义编成《孝经救世编》,因为自觉“惟因为初学讲解,随讲随编,如朱子所谓急迫之意多,沉潜之味少”,遂将此编寄给隐居苏州的逊清遗老、唐氏旧交曹元弼以求正,曹元弼的复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有云:“凡立教,有为万世者,有救一时者。君之书,殆救一时者也。”
自西周时期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以天地为人与万物的父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这一思想模式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儒家学说的人性论、人生观、社会观以及道德修养工夫论等的基础。因为人禀受了“天地之中”或“五行之秀气”,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之“性善”的思想也滥觞于其中。
汉代大儒董仲舒审时度势,提出了“天人三策”理论,这种理论的背后,反映的是董仲舒所秉持的“天”“君”“儒”三角关系哲学。
自二零一四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今天,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去年成都的双创指数位列全国第四,全市专利申请超过十万件。
后儒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性恶论”。荀子论人性的结构,强调人的实存活动及其情欲要求必受制于心知及其抉择之支配,据“心之所可”以规定其实现的途径与行为的原则,由之而获得其正面(善)或负面(非善或恶)的道德价值和意义,而非直接现成地顺自然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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