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自古学者多以为是使者赞蘧伯玉,孔子赞使者。
儒学现代转型的任务,不仅是要超越宋明儒学之伦理学与政治学,更根本的是要超越宋明儒学之心灵哲学,实现儒学心灵哲学的新开展。新型儒家心灵哲学的开展应在“显相论(本源论)摄实相论(本体论和广义知识论)”的思想视域下展开,以显相观(本源观、真情观)为根本思想方法,主张“知识出于真情,用于真情”。这种新型的儒家心灵哲学将不···
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伦理秩序以身份或角色的名义,发动对人的动员,其目的在于以规训的方式把个人转换为共同体的成员,对政治社会而言则是“化”人为“民”;与之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则是超越具体社会身份与角色的完整之“人”。
哲学具有地方性与世界性,作为文明论的现象,具体的哲学总是历史地与特定的文明形态关联在一起,它不仅出于某种文明体,而且也具有对文明体的承担意识。由此可以构筑一种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哲学概念,与纯而又纯的追求彻底形式化的哲学相比,可以说它是一种“厚的哲学”。
陈献章开明代心学之端,在朱学为显学的局面下,另辟蹊径,另立门户,发明了著名的“自得之学”:“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世界观;“君子一心,万理完具”“心为道舍”的本体论;“于静中养出端倪”的方法论。“自得之学”的提出使陈献章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是朱子学向阳明学过渡的关键一环,开启了明代心学重光的闸门。
《大学》自宋儒尊信表彰以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界对《大学》研究的分歧主要围绕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篇名含义等问题展开。目前学界对《大学》的研究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围绕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或某个历史时期对《大学》展开的研究;二是将对《大学》的研究置于四书学之中,缺乏像对《论语》《孟子》那样所进行的学术史的梳理。···
重东方理之本义,阐释由性而起,据理而顺,彰显性之本原;重西方理之本义,阐释由理而始,从分析而上手,呈综合之气象。东方实践智慧与西方理论理性之互补,相鉴相融之中,集合起阐释的全部价值与意义,在无限反思之长河中,趋向真理性认识。基于中国古代文化与哲学传统,借鉴西方哲学及理性方法,可为当代阐释学基本规则的重要根据。
“生之谓性”是先秦告子提出的命题,二程进行了新的阐发,将儒家的心性论哲学提高到新的高度。二程引入“气”的概念,以“生之谓性”诠释“性即气”,以“天命之谓性”诠释“性即理”,折衷告子与孟子之间的歧异,打通生命实存与德性超越之间的隔阂,用以对抗佛教空无寂静之性,解除佛教对儒家心性哲学的威胁。
如果完全以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为尺度,削足适履般地去理解《易传》思想,并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易传》所包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当然也不利于我们对先秦哲学的全面把握与理解。
现代立国之道有赖于对传统宪制要素的激活和扩展。与既有社会之民情、道德、礼俗相悖、乃至敌对的宪制模式,不会生成秩序性的生命活力,相反会造成整体社会的紊乱动荡。在深受诸种现代意识形态纷扰的转型中国,具有纵深视野地透视治体代兴,深入提炼我们的宪制传统,将是共和政治走向心智成熟的必经之道。
礼的历史发源有“巫祭之源”与“情俗之根”两端。中国礼乐文明之所以具有“情理合一”的大智慧,恰恰是源于这样的历史实情:礼来自于巫术的理性化,经由了祭祀的中介,但其中亦留了情;礼来自于民俗的规仪化,经过了乐的环节,但其中亦有了情,这才塑造了中国人至今具有的那种“情理结构”。
早在先秦时期,和合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理念,被认为是世界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则。秉承周文遗产而生的先秦儒家,特别强调社会秩序的和合、人际关系的和谐、诸侯之间的和平。礼作为周文的核心内容,在先秦儒家的视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几乎重要的先秦儒家都以礼的言说来建构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秩序。换言之,先秦儒家所追求的社会···
德性美学与才性美学是牟宗三生命美学的两翼。前者属于其形上维度,后者属于其形下维度,两者共同构成牟宗三人格美学的完整体系。
《周易》的人文本涵之一,是巫性“时”问题。《周易》的时间意识理念,具有独特而深邃的人文素质,成为中国哲学的人文根源。
“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拒绝婚姻的人越来越多,离婚率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现象普遍增多,以及各种性取向合法化,人们不免哀叹“家”正在走向衰落。
在程颢之前,“天理”具有自然、天命、道德等含义。为了批判佛老、复兴儒学,程颢对“天理”古义进行了改造。
如何理解“和谐”的起源与内涵,乃至如何真正进行“和谐”的实践,都成为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和谐”作为一种价值,同样具有一定的普世意义。那么,我们如何定位这一价值,并真正发挥其作用呢?
任何不切就“天”而言人性的理论,无论其形态如何,都逃不出性恶论的窠臼。而“恶”意味着人性不能贞定自己,随境迁移而不能自我作主、自我立法而祈向“天”,故人性不可能具有绝对价值,故曰恶。若欲由性恶论而求善,必然暗含着一条通向性善论的隐线,不然,善即不可能。
《庄子·天下》讲的“《春秋》以道名分”,历来被当成孔子成《春秋》的要旨,只不过是经学传统中的原教旨想象。
从生仁互通的层次上看,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可与《易传》中的三个命题相对应:前期可配之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生仁互通确立的阶段;中期可配之以“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是由生仁互通向生生与仁互通转变的阶段;后期可配之以“生生之谓易”,是生生与仁互通完成的阶段。考察生仁互通的过程,可以发现理学发展的三个时期恰与黑格尔“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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