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诠释学”建立在中国文化独特而自成体系之“一本性”之上,有其自成一格之“中国性”,见之于经世致用之精神、政治之取向以及生命增上之愿景,不能简单视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中国诠释学至少有“实践诠释学”“生命诠释学”“政治诠释学”三种类型,三者都是不同程度的“实学”。
虽然图书学的观点、论据和符号的推演、论证存有不合理因素,其解释未必符合《周易》文本的意义,但它是经学解释方法的创新。从符号学角度理解图书之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突显中国易学和中华文化的内涵,有益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推动世界符号学的发展。
邵雍体用思想中还有“因用生体”的一面,这种朝向思辨之维转型的面向才构成邵雍体用论的真正创见。就后者而言,邵雍体用论既不同于传统的形体体用论,也与佛学、理学的性体体用论有所区别,它以先天心法为用、后天形迹为体,是一种以“用”为本原的藏显义的“用体论”。这是邵雍体用思想的特色,也是早期理学形成中的过渡形态与重要环节。
以丧祭礼为重点的儒教礼仪是韩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熏染下,韩国儒教丧祭礼开启了内容与形式上的革变,主要体现于祭祀对象的缩减、行祭时间的转替及礼仪空间的变动,以此来适应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虽然儒教丧祭礼产生了一定的形变,但其本质特性依然维持其中,并对其他宗教礼仪产生了···
“生成”说更倾向于存在一个本源作为宇宙之开端,宇宙、社会人生、均由此本源而生,故其理论之核心在于追寻那个“什么”即讲清楚宇宙是什么、它的本源是什么、社会秩序的根本是什么等问题。而“生生”说之重心不在于追寻“什么”,而是更注重“怎么”,其关注的重心不在于讲清楚那个本源是什么,而是直面运动与事情本身,让人真正地融入到这个世···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
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
由于孔子弟子各有所记,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汇编本,其中多数在流传中亡佚,部分散落在《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论语》的早期传本源于“孔子语录”汇编本,并在汉代武、昭、宣时期逐渐经典化,形成多种抄本。汉代后期,张禹所传“张侯《论》”逐渐淘汰其他抄本,成为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
《孟子》关于舜孝的叙事所包含的哲学问题比较丰富,涉及亲情、正义和超越三原则的考量。孟子肯定了亲情原则的价值并对此有着自己的坚守。在亲情和公义两难问题上,孟子认为公义的原则对亲情之爱的限制是有限的。在孟子心目中,政治义务是有界限和限制的,自我“终身欣然”的价值高于政治义务的价值。孟子承认人承载天命,具有超越政治性···
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
“无为而治”是儒道两家共同的社会治理目标,具有相近的社会治理价值追求,其特点是强调统治者减少行政干预,最终实现“垂拱而治”的治理效果。两者的区别在于,儒家期待以“德政-德教-德治”的方式治理社会,实现“化成天下”的治理成效,最终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德治”本身,不仅强调君主具有政治德行操守,而且要求君臣率先垂范,推行“···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
热门电影《第二十条》中,“我们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法律的权威来自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等台词,折射出中华法治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神,引起观众情感共鸣。回顾历史,古代中国如何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综合治理国家?公法内容为主导的中华法系何以体现人本主义精神?
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
朱子对「人心道心」的诠释采用《中庸》「未发已发」的模式,意味着未发已发问题是朱子人心道心说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认为,朱子的人心道心均属已发,但这种理解因未发之心的缺席会导致「大本」不立的严重后果。实际上,朱子对道心的理解没有局限在已发的阶段,道心兼具未发已发,而人心只属于已发。由此,朱子自中和新说确立的心论···
“文明对话还是冲突,是世界正在面临的重大选择。这不仅是文化间的选择,更是关乎人类存续的选择。”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如是说。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传承、创新与发展。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体现着中华儿女对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维护,离不开对人文初祖黄帝及其所创造文化的高度认同。黄帝文化对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发展,黄帝祭祀对于中华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形成与积淀,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校园里与一位来自国外的大学教授亲切交谈了一分钟。这位教授,中文名字为安乐哲,曾为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西方儒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目前受聘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通过对《孝经》五刑章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孔子的律法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首先,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人们的迁善之心;其次,孝是一条根本性的律法,是规范社会秩序其他法律的基础,是诸法律的律法;再次,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来的孔子律法,可概括为“四尊五勿”:尊天,尊亲,尊圣,尊君;勿杀人,勿奸淫,勿侵···
《六经》成立关联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奠基。这一奠基首先是确立秩序担纲主体,三代以上帝王主体转化为三代以下的圣人主体,两种主体分别对应着“治出于一”和“治出于二”的不同秩序格局。《六经》成立关联着民族精神的奠基,具体展开为文明之为文明、人性之为人性的原理之确立。《六经》作为一种超越具体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宇宙,构成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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