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说与新文本是一经分立多家博士之基本前提。厘清由汉读所产生的异文异词乃至异句的文本脉络,无疑是对当前比勘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异同时妄议经师窜改、增删和盲目寻求先秦不同文本来源的一种警示。
责任伦理是由韦伯特别针对现代性政治提出的政治伦理,以之与意图伦理相对待。责任伦理亦可兼顾道德存心与实践结果之好坏,故此儒家的道德学说与责任伦理并不相互排斥。从船山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可以发现船山的工夫论是与责任伦理相契的。这主要表现在船山反对将格物与致知打成一片,因此其论修身的根本意向是投射至具体对象以为事···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是一种原创性极强、自本自根的政治理论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现代价值,其最大的特点和基点是在“诚意正心”基础之上的“修身”。
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迫切要求我们厘清人类的特殊性,并指引人机共同进化,走向“善”的未来。人类的特殊性源于“自我”和“外界”的剖分。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得我们能够连续自如地掌控意识片段,这一点正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所在,也是超级智能面临“暗无限”的巨大风险所在。机器可视为人类的延伸,但并不具备天然的善意。只有共享宇宙意识和伦···
邹守益是阳明后学中与地方官员交往人数最多、并对其影响最大的学者。他与江西地方官员的讲学、交游、通信、撰文等种种交往,都是实践并传播良知学政治理念的方式。他把为政之道区分为三个心性层面:以私欲为政,以资禀为政,以学为政。后者即政学一体、万物一体。这些理念对官员的学术倾向、文教举措、个人品行及心性工夫等方面产生了···
孟荀的理论分歧主要在天人论。子思《中庸》“天→命→性”及孟子《尽心上》“心→性→天”的理论以及讲“诚—圣”等,反映的是思孟学派沟通天人的理论建构。孟子的思想有神秘主义,有就“天”言“性善”的复性、保性论以及扩性论,这是孟子“距楊墨”时吸收了墨家及道家思想的一种痕迹。荀子的天论并不来自道家思想,而是来自子弓易学,荀子不求天人沟···
自王国维先生首倡“二重证据法”,学界对“文王称王”问题的研究,多重视结合出土材料以运用传世文献进行相关的“历史还原”,而缺少对“文王称王”说本身在经学系统中的意义、价值的深入探讨。本文基于经学的内部进路,力图通过对汉儒“文王称王”说之义理内涵及架构的系统性检讨,厘清“文王称王”说的经学性格,并进一步开显其对于当今学术研究···
儒门女教是一门以“厚德”为宗旨,以“载物”为实践的切实可行的学问。
“感”这个范畴在儒家思想中极其重要,从《周易》和《礼记·乐记》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理解“感”的两个方向。本文认为由“感”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儒家思想是如何解释道德共识的形成,并让这样的共识得到人们的接受和理解的。儒家特别注重共同体的建设,并将人类大同视为终极目标,而由“感”出发所建构的儒家的人类理解论则是我们建构···
阳明哲学之研究往往不出训诂与条理,究其根源,实在于不明头脑纲脉,缺乏整体观照。概而言之,“知行合一”是阳明哲学之宗旨与总纲。分而论之,“道即良知”是其头脑;“一三三一”是其纲脉。卷而藏之,一心也,良知也;舒而展之,三也,本体、流行与工夫。
朱子对孟子“夜气”思想的阐发,在继承孟子重人禽之辨的前提下,融入了他自己的思考。在心性论层面,主张要发挥“夜气”对心与性的涵存功能,并指出“夜气”与“心”二者互相牵动,“心”会梏亡于旦昼所为。这就引入到了工夫论的层面,即要在旦昼之际的作为中操存此“心”。
《周易传义大全》所引诸家之说,除主要来源于董真卿《周易会通》之外,其余多源自张清子《周易本义附录集注》,纂修者所自行采补者,仅有胡炳文、吴澄、胡方平三家。从《周易传义大全》对材料的去取与删改,可以看出其在纂修时,遵循了合于程朱、避免重复、重理轻象的原则。
在先秦,作为文史典籍的“经”,一是指言说的纲要,二是相对于具有传注的原创性典籍而言,并没有后代所谓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的意义。而“说”“解”“传”,都产生于对原典、即“经”进行解释这一性质的行为。说、解与传存在的细微差异,主要表现在说、解的作者原为一人,即主体既是“经”的作者,也是说、解的作者。“经”具有言说提纲的性···
以李滋然《<明夷待访录>纠谬》和宋育仁《宋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清末从儒家传统视角展开的《明夷待访录》批评充分展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转型之际的内在张力。李滋然基于守旧立场而对《待访录》展开的激烈抨击,其实并不合乎孔孟思想原旨,相反,宋育仁基于儒家经典政治理想而顺应、反思西方近代政治发展趋势的《待访录》···
王夫之所谓“销行以归知”的批判,乃是从实学透视心学的结果。当今西方二分法把道德动机细分为“意动”动机(motivations)与“动行”动机(motives)两种,王阳明的“一念之动”就是“动行”的而非“意动”的动机,因为这种本土化的道德动机本身就是诉诸于“行”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恰恰包含了道德之内所蕴含的三个基本要素:观念、意志与情感。
生生美学是生态美学的中国传统形态,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它的正式出场与改革开放及其进一步深化密切相关。它的提出包含了梁漱溟、宗白华、方东美与刘纲纪等前辈学者的贡献。其内涵极为丰富,包含变易、万物化生、四德、日新、中和、仁爱等内涵。生生美学在本质上与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亲亲相隐”在现代的争论其实显示了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秩序之间的张力,显示了现代个体主义生命观与儒家生生不息的生命观之间的巨大矛盾。对这一问题的论述,看似只涉及“亲亲相隐”是否公允,其实关乎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是否依然具有生命力的问题。
从孔子开始,历代儒者不断阐发礼乐的内在精神,如仁、孝、义、情、恭、敬、让、中、和等。有价值基础、内在精神与完美形式的礼乐,其目标是培养道德,提升人格,内外交修,修己治人。当今礼乐的复兴要把握礼乐的价值和精神,防止流于形式的繁复和奢侈而丧失其精义,这样才能更好发挥礼乐的效能。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和辨析告子与孟子的对话,澄清他们的概念与譬喻的含义,会发现告子对于人性的表述是一个层层递进、内在统一的论证体系。虽然告子与孟子的人性学说不相一致,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无论从双方论辩的内容还是形式来看,告子都是孟子的一个合适的对话者。
王船山易学虽然属于义理派,但他提出了“占学一理”思想,试图以此统一象数与义理二者。前人的研究大多只是描述船山“占学一理”思想的要素特征,并没有从内在义理上给出一个融贯的解释。笔者试图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占学一理”思想背后更深的哲学诉求,并指出船山“占学一理”之论的目的表面来看仅仅是为了防止《周易》流为渎乱之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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