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成人们的伦理实践,孟子提出了一个比他的性善论更为复杂的伦理选择论。这一伦理选择论既有抽象的一般性的正当选择原则,也有比较具体的可欲之善和更具体的作为“良贵”的仁义等价值;既有对人性的相似性和人能够做什么的说明,也有如何实践伦理的方法。在层层推论和类比中,孟子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证明,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伦理选···
正义曰:学而后政,故此篇所论孝敬信勇皆为政之德也,圣贤君子乃为政之人也。凡二十四章。
现代儒家思想的开展,更多地表现为调动乃至挪用儒家传统思想资源顺应革命之潮流,而很少能够做到坚守儒家立场以反思、回应革命所带来之问题。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恰恰是儒家传统中的某些思想资源,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真实的精神动力,尽管儒教中国,正是革命的对象。
孔子以前对士的理解的重心在“仕”,强调的是任官职事,孔子对士的理解的重心则在“学”,突出的是弘道崇德。这一转变意义重大,使得弘道成为士人出仕的根本目的,从而也影响到了君臣之伦的重新建构。简而言之,既然士人出仕的根本目的在弘道,那么,道就成为君臣之伦的规范性基础。这样一来,臣对君的从属关系实质上来自士对于道的遵从,···
意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就是意象思维的鲜明体现。其价值和意义包括:人为天代言、立心;重视和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表达了人天一体、大道和合的生命自由之境。
2017年6月18日,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召开“儒学与古代中国宗教”围桌论坛,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及复旦大学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本文即据这次会议的发言整理而成。
改制是公羊学的微言,亦是经世致用最集中的体现,同时招致的非议也最多。在改制理论的阐释史上,董仲舒无疑是最重要的关节。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董仲舒的改制理论,展现问题的层次与复杂性,并廓清后世的诸多误解。
汤用彤先生说“熊十力先生昔著《新唯识论》,初稿主众生多元,至最近第四稿,易为同源”。汤先生所说的《新唯识论》“最近第四稿”究竟所指何书?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至少已有四种说法,如此一来,汤先生所说的《新唯识论》第四稿几乎成了一桩迷案。为何一般论者都不愿认为《新唯识论》第四稿就是熊十力正在撰写的《新唯···
“以儒诠经”活动中大量采用儒家学说,但在信仰、义务与善行方面坚持伊斯兰教教义信条,在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的过程中,对所吸收的中国文化特质加以改造。同时,也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学说,用双向选择的方式,创立了既不同于一般的儒家学说,又有异于传统伊斯兰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地伊斯兰文化思想体系。
文章从董仲舒人性论的证成;董仲舒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与把握;董仲舒对荀子性恶论的修正与发展等三个面向作了探究,以期使对董仲舒的人性论有着深化的哲学反思。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本体论,应当从这一性质来认识其重要意义。文章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的成熟、古代政教制度建立、伦理体系的确立三方面来探讨这一诗歌本体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论文认为“诗言志”作为一种古老的经典理论,为春秋时代的士大夫赋诗行为所继承,并被诸子论诗所引述与发展。在与其他经典并存的体系中,“志”···
书院是中国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校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曾为古代讲学藏书、学术研究的发展,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素养、伦常观念的养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孔子是中国文化奠基期的代表,开创了以礼乐教化来培养人才的机制。通过细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序文,并与《论语》做对比,以此分析孔门弟子的结构,详解孔门的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
周敦颐则是宋儒理学的先导者,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既继承孔孟之教,又融合佛、道两家思想资源,开创了宋明理学。其传世之作《太极图说》、《通书》系统论述了他的理学思想和政治抱负。《通书》中的礼乐篇章,是他对先秦礼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他从形而上的层面对礼乐作了深刻的阐释,体现出宋明理学的新气象···
《礼记·礼运》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它提出的“大同”与“小康”等观念,对春秋战国时代盛行的“帝”、“王”政教史观具有理念上的总结性质,可谓是帝王史观的完成,而这一史观又是春秋战国时代对此前上古政教历史的理念化处理的核心。即便是在近代中国,以大同、小康对应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当代建设小康社会的表述中,仍然可以看到···
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代中国,传统书院也在悄悄兴起。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承载了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考察,中国书院不仅仅是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类型,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模式与人文价值,对当代文化复兴将会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先秦与两汉文献之中,“独知”通常为动词,且有两义,一是“只知道”,或“仅限于知道”,而对其他方面则不知。一是“独自知道”,其他人则不知。
传统的知识观念仍有待发之覆,有些显见而又核心的问题仍然需要得到圆融的回答,比如,近代中国能够发现并断然接受西方的“科学”,除了社会与历史的外在原因,究竟与传统知识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在《明夷待访录》的现代阐释中,钱穆既承继了梨洲的儒家理想精神,在宪制架构下阐扬学校论的现代价值,又对其激进趋向进行了保守化的平实处理,正视秦汉以来政治传统,由此透露出近世立国思维的现代活力。
在目前的学术界,康、郭那样的诠释方法已经基本被抛弃了,但究竟该如何理解《礼运》一篇,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笔者认为,《礼运》虽然并没有康、郭二先生所认为的那种乌托邦思想,但其中仍然体现出关于礼的演进的重要问题,这在礼学思想中非常重要,而且与汉唐礼学的历史性理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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