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晚周诸子哲学缺失一种“哲学何为”的追问,上百年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历程,只是“被哲学”的结果。重问哲学何为就是试图重新以“民”的名义思考哲学的事业,其与以“人”的名义之间构成一种鲜明的差异。如同智慧地爱区别于爱智慧的哲学路线一样,不一定在同等程度上相知,却可以在情的层面上同欢喜、共忧患,这也是同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以“···
一种哲学作品读起来未必是“最哲学”的,也未必是“最中国”的,却是“最中国哲学”的,这种意义必定具有时代性。而这种哲学作品以“做哲学”为其创作的主张,不但能鲜明地与之前的哲学活动相区分,乃至使其更像是被哲学所做,则这种时代意义进一步显示出来。
人性论是天人论之枢纽,更是社会与人生论之基石。孔子不言人性善恶,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贯同掼通惯),但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却各著书说“性善—性恶”并流传甚广。古来饱学者于孟荀人性论素有理解差异,近来一些浅者的臆断燕说更致其扑朔迷离甚至紫之夺朱。
晚清张闻远先生《丧服郑氏学》徵引古今丧服学著作甚多。作者整理点校此书既竟,遂分析其徵引文献特点,共有四点:搜罗富、校订精、存秘逸、除门户。基于这四点,闻远先生可以吸取历代的丧服学精华,诠释郑学精要而不佞郑,成为诠释丧服义理同条共贯的一套完整丧服学体系,使得其书不仅成为清代丧服学集大成之作,于历代丧服学之整理提···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
贤能政治会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中央集权,造成政府精神的转变,可能把英国社会变成由暴君和奴隶组成的两极世界。封建贵族试图阻止官僚阶级支配国家,却意外制造出了一个新贵族阶级,这无疑意味着社会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脆弱系统的终结。
2018年11月,四川大学“中国史青年沙龙”(第一期)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本期所讨论的主题是“钱穆与五四运动”,由华东师范大学瞿骏教授担任引言人。本文为瞿骏教授的演讲纪要。
荀子“义”概念的一项主要意涵是“上下有差”。礼义建构并维持了此种差等社会,也确定了社会成员的“分义”,亦即他们的位阶、角色和职业等及其相应之义务与权利。荀子虽然认为“上下有差”乃天下通义,但上下位阶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流通升降,其原则在于礼义、德性、贤能等,而这是每个人凭其天赋之人性能力与后天之修为皆能成就的。这···
春秋时代的“义勇”观念皆与广义的君臣之义有关,析而言之,则可分为三类:其一,在主君蒙难的事件中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趋君之难;其二,在被动卷入乱臣贼子叛乱事件中,在受到后者威逼与利诱时严别“义利”之辨并守死善道;其三,在家国忠孝公私发生冲突时,一般选择先履行家庭义务或克服个人性情,然后以死成全公义。
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担任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获得本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之卓越传播力奖。在颁奖盛典现场,刘东教授接受了凤凰网国学的专访,就海内外“中国学”研究的交流、新清史中的族群文化观念、国学热的现状与前景等问题谈了他的一些看法。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贤能政治》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讨论和评价。作者在文中对黄玉顺、刘京希、章永乐、曹峰四位学者的评论做出了回应。首先为“垂直的民主尚贤制”辩护,列举了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的四大理由,并解释了不能实行选举民主制的原因,指出黄、刘评论中的缺陷。接着作者提出了依靠毛时代和道家资源纠正贤能政治缺陷的可能性。
传统儒学重“亲亲”,不仅视之为家庭伦理的核心,也是推仁爱及于他人,乃至于万物的为政之君德的根基。故有子以孝悌为行仁之本,认为若不能孝悌于其亲,则既能忍于亲,则孰不可忍!故而以为仁德之存,必以孝亲为始,而后方能推爱及于他人,故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成书于光绪二十年(1894),并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同《孔子改制考》一样,该书之作,是试图为其维新变法思想作进一步的理论论证。
此书实为南海变法之理论依据,“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其影响之大,较《新学伪经考》尤甚,故梁启超比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
政教分离尽管是近代国家的立国原则,但是这一原则是否意味着国家不再需要宗教?倘若如此,是否意味着人类不再需要宗教?反过来说,如果宗教对于人类精神生活而言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国家应当如何对待和处理宗教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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