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深深影响其他东亚地区的文明。在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举办之际,韩国成均馆翰林院前院长、成均馆大学名誉教授崔英辰在首尔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介绍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路径,探讨儒学如何影响、塑造东亚文明,及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由中国人民大学等主办的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即将举行。将赴中国福建参会的马来西亚学者郑文泉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认为,儒学思想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依然可发挥重要的现实作用,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全球同理心对促进文明与文明间的包容、互鉴极富现实意义。
书院,诞生于中国,影响及世界。
以朱熹思想为重要代表的宋明理学,在宋元明时期深度影响中国社会,为后世文化提供了重要养分,更不断地走出中国与不同地域的本土文化交融,影响广泛且深远。在首届武夷论坛系列活动举办之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劳悦强在武夷山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朱熹——作为八百年前东方思想集大成的文化代名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之上···
唐代将孔庙附祭人选扩大到孔子门人之外,打开了子思进入孔庙的制度性窗口。北宋中后期,子思凭籍孔圣后裔的身份得以封侯和从祀。由于宋代《中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宋人连接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动力,子思在明道和传道上的贡献日益凸显,其在儒家道统系谱中的位置逐渐稳固下来,并最终形成了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这一以传道为主要线索的···
先对《国学》版创刊五周年表示衷心的祝贺。自从前两年我从北大到清华主持国学研究院的复建,得到了光明日报很多的支持,在这里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儒者柔也”是古人对儒字最经典的注释。“柔”的古字是“揉”“扰”“犪”,本义为“驯扰”即教育约束。“驯扰”是游牧时代先民驯服动物的经验总结。“柔远能迩”体现了远古先民以礼乐教化治国的传统理念。“多需”和“多胥”是殷商的礼乐之师,其职能是通过教授诗歌音乐舞蹈来实行教化。
儒者执持操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能力和品格。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
冯友兰在美国留学期间(1920-1923)使用并阐发了西方创造的“Neo-Confucian(ism)”概念,回国后(1924-1926)首次将其翻译为中文“新儒家(学)”概念。其后由于建构宋明儒学史的需要,加上“新儒学”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性,1932年底以后,冯友兰在其中论著中转而使用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在内的传统“道学”概念来指称宋明新儒学。但李石岑(···
熊十力的这一转向有着内外两层因素:一方面,熊氏认为孔子晚年坚守大同而弃绝小康,倡导民主革命,他从“体用不二”出发,彻底否定了礼乐与圣人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晚年的熊十力处在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加重视社会制度的构建问题。
《周易》的“易”字是什么意思,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或以蜥蜴为释,或以“三易”(“简易、变易、不易”)或其中的变易为释,或以赏赐为释,或以日出为释,或以太阳旁有云气为释,或以日月为释,等等。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缺憾,就是往往集中在“易”字本身上面,充其量从《系辞》《说卦》等传文找点成说理由,而未能从《周易》经文(卦爻辞原···
长期以来,认为荀学歧出于儒家正统的说法严重地败坏了荀学的声望,并扭曲了人们对荀学的认识和理解。本文从梳理儒家正统,特别是商政法治传统开始,讨论荀学的道德理论、法权理论、法治市场经济理论和天下理论如何与三代到孔门中正人之价值的儒家正统存在继承和发展关系,以此奠定荀学在儒家正统中的地位。
杜克大学哲学教授黄百锐是少数公开主张道德相对论的哲学家之一。本文对比了他在1984年出版的《道德相对论》和2006年出版的《自然道德》中所提出的观点的主要差异,简要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对其观点的评价。我们相信其观点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相关意义。
《性自命出》中“自然人性论”和“性善”倾向的不同,不足以成为其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篇章或部分的充分条件,关键要看这两者是否有内在的联系,是否符合孔孟之间儒学发展之心性论转向的思想特征和趋势。答案是肯定的。《性自命出》处于先秦儒家思想转变的转折期和突破期,其所表现的素朴的“自然人性论”与体现“性”之内在化的“性善”倾向并不矛···
由于家庭和睦是全人类共同珍视的基本价值,所以更多地表现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普遍性;同时,也因中西传统家庭制度不同而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差异。对此仔细加以研究,对追求“民心相知相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非常有意义。
经义新诠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对六经义理的现代诠释。三代作为中国国家文明的起源,不仅因为在时间上是源头,而且因为确立了基本的文明精神,就像希腊罗马确立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一样。经义新诠则要告诉人们,三代所形成的这些制度、这些观念、这些著述,究竟传达了怎样的文明理想,诸如如何看待天地自然,如何思考人伦物理,···
我们应当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打开中国理论和思想文化的创新空间,以解构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而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掌握思想文化的主体性。
西汉儒家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风俗特征,一是民众逐利竞财而轻义,二是官吏多为欺谩而善书的刀笔之吏,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制度环境共同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汉儒试图以礼乐更化之,礼乐的雅正也是风俗良善与否的标准。
对殷高宗的“修政改行”能否消除桑谷妖象,《论衡》呈现出彼此矛盾的叙述。王充对“政治能否影响物象”的问题提出了一套包容不同观念体系在内的复杂阐释。他将灾异区分为常态下的“无妄之变”与非常态下的“政治之灾”,认为君主是否应“修政改行”取决于不同时局下灾异的不同性质;又将物象变化区分出“运气”、“政治”和“礼俗”三层含义,分别对应“···
从注疏入手是梳理《孔子家语》“伪书”说发生发展脉络的可行之路。唐代“三礼”注疏对《孔子家语》评价的高低取决于与郑玄《礼》学的契合程度,《毛诗正义》对《孔子家语》的评价与《诗》学内部的毛郑之争相关,这二者均是“疏不破注”的学术家法观念的反映。相比之下,“三礼”注疏与《毛诗正义》之外的唐人注疏对《孔子家语》秉承更为客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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