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早期儒家理解人的存在方式有人为父母生与“人为天生”两种维度,这表明孝与仁两类道德有不同的存在纽带。其次,这就决定了孝与仁在适用空间和能力要求上各具特质,又在道德修养的意义上形成“孝弟为仁之本”的联系。最后,根据这些特质,儒家构想了一种君子行仁义忠信、民庶尽孝慈弟友的秩序理想,反映出一种明确且恰切的公私分际。
儒学是天人之学,天人关系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儒家学者讨论人事往往要联系到天,认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礼记·中庸》),从形上的角度对属于人事的道德、政治做出思考和探讨。
孟子直接论述教师的文字不多,也未直接提出“师道”的概念,但其言语及行为中实含着师道的精神。面对纷乱的天下,他欲以大道来相救,并自视为道之化身,故而与诸侯相处,既不愿“自鬻”,更不受其征召,而是以师的身份教导他们。对于求学的弟子,他不是“来者不拒”,而是有所选择。他认为师职具有正当性,育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概言之,师···
本文最初是应《人民论坛》杂志社编辑之约进行的一个访谈,曾以“儒家也有一种个人主义——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文化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彭国翔”为题刊于2012年12月的《人民论坛》(上),后收入作者的《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2013,2018,2019),特此说明。
2022年8月25日,冯哲院长受邀参加由海淀区政协、海淀区委统战部联合主办的第四十八期“海淀政协·委员沙龙”活动。冯院长以“透由孔子而思:儒家的天下观与世界文化新秩序”为题,在会上作了演讲。这是四海孔子书院授牌成为海淀区政协“悦读书屋”单位之后,冯院长参加的首次委员沙龙线下读书交流活动。
自得精神,是人类认识中思想创新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人类文明的每一次明显的进步,都与自得精神保持着稳固的、内在的联系。自得精神是正确而又富含创新意味的思维方式,是产生名垂青史的大思想家的前提。朱熹与王阳明对自得精神不谋而合的重视,表明自得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学术资源。
基于社会分工,孔子及其后学认为统治者应该更多地关注“义”而不是“利”,但这不意味着“义”和“利”完全对立。孔门清楚地认识到人之“自利心”的普遍存在,认识到追求利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认识到“自利心”驱动下的恶性竞争问题,所以提出以“义”限制和引导人们的求利行为
盗与宰杀马牛等畜产的行为对象一致,但古今各时期对二者的处罚轻重不等,此缘于不同时期对两种行为之罪恶程度、一般预防必要性等多重因素的不同考量。以“足食足兵”为目标,传统时代对马牛等畜产的保护在表面上是对牲畜的“不忍之心”,实则体现出对人自己的“不忍”。
孔门清楚地认识到人之“自利心”的普遍存在,认识到追求利益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同时也认识到“自利心”驱动下的恶性竞争问题,所以提出以“义”限制和引导人们的求利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孔门之“义”作为一套从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演化出来的普遍性社会规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通过促进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可以改进经济效率,从而更···
船山以“思诚”即“尽天下之善而皆有之”进一步界定“尽心”工夫,从而“尽心”工夫的实际意义便有着落处,强调“尽心为知性之实功”,批评朱子“知性乃能尽心”,认可张载“尽心为知性之功”;而且凸显“尽心”工夫不仅仅局限于修身的道德领域,而且亦可运用于治人的政治领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为人类贡献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它是一个富有生发性的概念,可以成为中国哲学话语创新的一个突破点。
我自己是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中国哲学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的结晶,不能只关在书房里作文献的释读,而应该面向社会,参与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并在参与中获得活力,更予发展。
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
不过蒋庆并不孤单。重新燃起对孔子兴趣的也不仅仅包括政府宣传机构和学术期刊。中国政府的领导者日益接受孔子,针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采取了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社会处于不断流动之中,缺乏明确方向的指引,而且如蒋庆所说面临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没有转向西方,而是在历史和传统中寻找指引性的···
本文从唐文明先生讨论“天地之心”的三篇文章出发,探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地之心”究竟是否有宗教式的创生含义。《周易·复·彖传》中“复其见天地之心”强调的是生生,《礼记·礼运》中“人者天地之心”强调的是人的主宰意义。朱子哲学中虽有对“天地之心”之主宰义的强调,但天心并非直接生物,而是使万物生,更不会判别善恶,没有目的论和神···
结束冷战,实现永久和平;追求民主,实现良政善治,这是中国与全人类的共同理想。戈尔巴乔夫带来的更多是教训,但历史教训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需要我们尊重和善用,然后坚定地走好我们自己的路。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
“踊”作为一种身体动作,是哀情的直接表达,踊礼则在丧礼开展的特定时段施行,将哀情调节到“无过无不及”的范围内,并具有发明孝子“本心”的意味。较为特殊的“奠时之踊”更能营造宗教氛围,进一步实现了哀情的道德性升华。
南宋“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当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华法系以其鲜明的特色与合理的内涵,在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维系民族团结、助力文化繁荣方面,展示其独到的功能。而中华法系在思想理论层面所展示的中华法律精神,则在中国古代、近代、当代社会秩序构建、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始终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