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人而言,“天下”与“国家”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体,混同二者甚至产生了王朝倾覆的后果;对于今人而言,“天下”与“国家”代表了两种文明与历史形态,能否实现从“天下”到“国家”的观念转变,是一个古今交接的问题。
在认真审视日常生活的平庸之后,部分当代青年选择“儒家”作为其身份想象。这种想象将儒家士大夫的“殉节”作为共情的基础,试图以此汲取其人格中的神圣力量。此类青年的身份想象其实较多地立足于诸如“自由”“平等”等文化价值的考量,而其所推崇的士大夫精神实际上亦遭到了隐性的转轨以贴合于现代生活。
汉代今文《尚书》有《尧典》,古文《尚书》虽多出《舜典》之目,但其内容仍包含于今文《尧典》之中。王莽立古文于学官,并以舜之后裔的身份配合五德终始的体系,最终参照尧舜禅让而代汉立新,使《舜典》得到凸显并获得意识形态色彩,形成今古文《尚书》在治统意义上的隐然对峙。
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
总而言之,我认为张灏先生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尚未被很多人意识到的深度。尽管他的主要著作在大陆都出版了,但左右两种意识形态的错误引导使得大家不太容易真正理解张灏先生的研究的意义。相信随着学术不断发展深化,这种状况会慢慢改变。
古人言政教,犹今人言治理。政者,治理之乾道;教者,治理之坤道。乾作大始,坤作成物。王道治理,亦当是政、教并建。故曰:为治之道二,政与教而已。政有纪纲,教有枢要。为政而振其纪纲,为教而撮其枢要,治道张矣(丘濬语)。又荀子曰:君师者,治之本也。君主政,师主教。政教一体以治民,可大可久之道也。书曰:惟天生民,有欲无···
全面、深入反省现代中国学术的学统问题或范式危机,今天仍然是一个亟需面对的、关系到现代中国学术能否成熟或走向世界、也关系到无数学人精神世界能否安顿的大问题。
一种以曹元弼为代表,强调“六经同归,其指在礼”,以一个独立的“礼”的概念去贯穿六经、理解经学概念,其背后是六经“有”礼。一种以刘师培为代表,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出发,以王官学去理解六经,从而认为六经都“是”礼。
哲学是什么?在当下这个时代,它难道只能成为“高级心灵鸡汤”?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看来,在每个时代,哲学都在跟某种倾向做斗争。这种倾向就是各种各样不同形态的虚无主义。每一次大的哲学突破一定是源于时代的价值危机的深化,价值危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哲学就必须取得一种突破,当这种突破足以解决时代的价值问题的时候,这···
本文系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王博在第五届“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王阳明的“良知见在”不同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宜从时间意识的维度并在儒释道互动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阳明点出“良知见在”,化用了禅宗的斩截的时间体验工夫,以工夫论之“断”求本体论之“续”,才使儒家从佛道的威胁中突围,而觅得新的工夫进路。
我认为就近二百年的中国思想而言,康有为和章太炎是最为值得注意的双峰。就思维的深刻性和对于全球时代的反思能力而言,无能出章太炎其右者。而就对儒学转折、新国家形态的复杂性的认知而言,康有为有其独到的卓识。他们或合或分,但都具有超越同时代人的人类性的视野,并为我们描绘了平等、自由的未来世界图景。
应当将儒学的核心方面与当代的历史现实结合起来,使之落实到实处,这样才会有切实意义。
民主的重要方面是如何使民主仁道化,从“民主”和“仁道”的关系来说,民主的仁道化,意味着不能借着“民主”的旗帜做出很多反人道的事情,这是从儒学的核心之一——“仁”的观念来看。
苏轼对宋代政治中任法特征的批评,显示出来自治体论传统的思维启示,这一点从他对贾谊、陆贽之学的推重中可以得到印证。任法与任人的治体类型辨析,对应着苏轼关于三代、汉唐与宋代历史政治的解读,蕴涵了一套由公私政治原则、政治主体养成、职官法度及治理绩效所构成的治体逻辑。
我其实不是一开始就对中国哲学有兴趣,而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有兴趣,当时北大研究生招生只有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后来就选择了中国哲学,但是在没考研究生以前是对一般的哲学理论感兴趣。那个时候上大学专业也不是自己决定的,我那时候学理工科也不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当有一个自己选择的机会时就选了哲学,我其实本来最想选的是政治···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论语·学而》首段首句,为世人所熟知。对此句的解释,以三国时期学者王肃的观点最为通行,他认为“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自古及今,学者们的观点都与王肃大同小异。如邢昺《论语注疏》曰:“言学者以此时诵习所学篇简之文,及礼乐之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所以为说···
过去关于清代“哲学最为不振”的看法,与其说是来自对中国哲学本身的理解,不如说是出于“概念谱系”的哲学史书写。但在接受某一哲学观的前提下,并不只有唯一的哲学史写法;而基于“话语谱系”的书写,则可能对清代思想的哲学史意义做出不同揭示。
郭齐勇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观念以彰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为核心。它以主体性逻辑对先秦哲学所作的叙述和诠释,是对“以西解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回应与批评,也是对“以中解中”书写范式的深化与发展。
陈来先生的《仁学本体论》在继承儒家哲学仁爱传统的基础上,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诠释了儒家仁体论的基本内涵。仁体论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也是以仁体为实体的本体论,对于仁体的论证,陈来先生有高度自觉。通过儒学史的叙述彰显了仁体的特质,展现了儒学的价值取向。仁学本体论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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