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确、颜元不仅对宋儒的道德本体论提出质疑,甚至反对“变化气质”这一宋明儒的共法。他们以自然人性论为基本立场,对宋儒基于天理观的本质人性论实施了“思想突破”。陈确、颜元以及后出的戴震以人性问题为突破口对理学的批判,预示着理学传统的断裂。
上坟墓祭一直被视为劣俗,与儒家正礼主张的庙祭互相冲突。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反反复复,唐代玄宗时期干脆将寒食上墓的民间习俗编入五礼,成为正式的国家官颁礼式。开元二十年(732)四月二十四日,皇帝敕令:“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
传统礼学对人与人伦秩序的理解,并不是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的,而是立足于人伦关系的整体。在这种整体性的思考中,以冠、婚、丧、祭之礼构建出了人伦代际生成发展的时间性序列。一方面,冠礼、婚礼标志着新的代际的开始,成人的男女在结合中孕育生成着新的人伦关系。另一方面,逝者的神魂通过丧礼而获得安顿,并在祭礼中始终与家族保持着···
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规定在于天人之际的仁性感通,这与诗之为诗的本质有着本原性的深刻关联。从儒家思想出发重读杜甫,思考何谓“诗史”,可以克服西方诗学加诸中国诗歌传统的“抒情诗”偏见。
“城隍”是中国宗教文化中最普遍的本土民间信仰之一,从大都市到县城,乃至部分乡镇,城隍庙网状般均匀分布,祭祀活动和参与人数众多。同时,城隍神的形象往往极具地方性,通常是当地颇受敬仰的父母官或本地英雄。令人惊奇的是,在新加坡、印尼、韩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地,也不乏大量城隍庙存在,甚至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影···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人民团结“抗疫”的精神支撑,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中国作为具有悠久文明的世界大国,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诚实互信、和而不同消除隔阂,以守望相助、胸怀天下增进团结,以谦虚中和、反求诸己滋养人心,为构建全球伦理、推动全球合作抗疫做出更大贡献。
就儒家而言,过于强调“本天”与过于强调“本心”可能都有所偏,本天与本心可以统一起来。“天”表示存在之统体、本体、主宰、义理,心为主体、灵明、知觉、思想,心与天通;但心与天也不能等同起来,以使得主体既不失能动性,又要有敬畏心,避免主体性、个体性的膨胀与傲慢。
叙曰:昔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盖孟子所谓行天子之事,继王者之迹也。传《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传,当汉景时,乃与弟子胡毋子都等记于竹帛。是时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故其对武帝曰:非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之,弗使复进。汉之吏治经术,···
先秦时期是贤能政治观由萌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早期“贤”与今天所理解的道德有很大区别,而道德意涵本身也有一个由最初的“合道德性”发展为“道德”的过程。先秦贤能政治观几经改易,分别经历了以“坚”为“贤”、以“财”为“贤”、以“德”为“贤”三个不同阶段,反映了上古时期尚“力”的氏族社会、殷周前期尚“财”的宗法社会、春秋战国尚“德”的士民社···
改制,是春秋经所提出的恢复王道、重建王道的思想。春秋经是王道之书,同时也是改制之书。所谓的道,指的是顺天应人的常道、恒道,是百王不易之道,如“大一统”继天奉元以养成万物,就是常道,仁义礼智信也是常道,不可以因爲改朝换代而有所改变。而制,指的是每一朝代爲了贯彻落实王道而制定的成法。
宋代理学以易学为理论架构,但各家立论不同决定了对易理的不同阐扬。叶适集永嘉事功学之成,与朱、陆鼎立。陆学以心为本,故叶适于易学尤以破程朱理学为主。叶适从文本与思想两方面否定《系辞传》与《序卦传》,主张以《象传》为依据,兼及《彖传》,还理于象,于事上呈现义理的丰富性,从而为事功学确立易学论据。
“化经为史”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传统价值伦理体系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
所谓“内政外交”,是今天人们所经常谈论的话题,大体是指以国家爲对象的对内对外政策框架。而今天所谓的“国家”观念,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不曾有的;卽使有,也是一种乱世下的现象。在王道之治下,是不会强调国家观念的。这并不是说古代缺乏现代的治理观念,而是中国人自古所重的,是讲究相互之间联结的“关系”,而非必分你我、界限清晰的“···
一头白发,眼镜架在鼻尖上,时而蹙紧眉头,时而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当安乐哲教授坐在我的对面,将他与中国哲学的缘分娓娓道来,这个目前海外中西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是那么亲切与儒雅,让人感觉“很中国”。
《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徳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是我们每一个人梦想启航的地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中华“家”文化的根本内涵及其与儒学的关系,合理定位其在中华传···
先秦诸子针对现实问题集中阐发了包括均地、均政与均贫富等在内的“均”观念。均地之议主要从保民生、尽民力、土地管理及赋税征收等角度生发,均政之议包含均平爵禄、均用民力、均治天下等不同层面。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革命势力的左右两翼共同发起的。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梁漱溟先生,以佛学作为信仰,以儒学作为回答人生问题的方便法门,以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有益探索,从右到左,左右互济,而后带着问题离开这个世界。
明代儒学的经世取向从宋代“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转变为“化民成俗”的下行路线。面对社会世俗化趋势与社会关系变迁,儒学思想在乡村治理上发展出宗族、乡约、讲会三种典型模式。三者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民间社会自治的力量,显示出儒学因应社会实际进行自我调适的实践成就。
荀子政治哲学贯穿着一条法治的市场经济如何可能的基本线索和核心问题,即从性恶论所描述的人在自然状态下依靠暴力争抢谋利的人类生活,转变到通过“化性起伪”的道德和“明于天人之分”的礼法所构造的治理秩序,然后在以互不侵害的方式谋利的法治社会中,通过彼此“给人之求”的供求关系及其欲与物“相持而长”的市场经济原理,获得利益的实现。
众所周知,朱子工夫论的宗旨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其中二者的顺序是不能随意调换的,因为前者是后者之本,“敬”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更为基础,朱子自己说“主敬以穷理”[1],朱子大弟子黄榦复述其师工夫论说“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2],都指出了这一点。对于这一基础性工夫,朱子多从实践角度指明其方法,···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