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概念的这种政治哲学意涵存在着社会历史形态的时代转换,可借用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段式来描述:王权时代的“君子”有权无德;皇权时代的“君子”有德无权;民权时代的“君子”德权合一。
1988年我就指出,儒学和现代文化的关系,需要我们从多元文化结构论的角度来看。现代文化需要多元文化要素的合成,其综合的结构和指向,以确保其指向一个平衡的、理想的方向。但不能强求系统的每一个因素都要同一个指向。西化派就是这样,强求系统的每一个要素都指向现代化。
作者团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深厚的学养学识,回答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特点;运用经典诠释的方法,重视“时代思潮”“范式”及其变迁。作者们的初衷是承前启后,能代表现时代中国哲学史的最高研究水平。这个目标未必能够达到,若本套哲学通史对深入发掘、探讨中国哲学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
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实际地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中国政治制度围绕大一统秩序形成了系统与古今两个维度上的通贯性,我们应从宪制体系中审视其得失利弊,注重治体论对于政治主体、政治原则和制度方略三者关系的均衡安排。钱穆由此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权力、制度、组织和理性化等要素展开了深刻反思,显示出传统转型中基础原理层面的替代性路向。
荀子注重"法而议",重在抉发制度损益背后之"礼义",形成儒学中重制度一派的立论根基,也构成法家与儒家的分蘖节点。以荀子为机轴的儒家法传统,内在的法理可用"经礼为法"来概况,这一观念为秦汉以来儒者所汲取,从而融入制度设计的框架结构中,成为制度变迁的法理源头。
近年来,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新形势下,儒学正重新以可敬、可亲、可爱的正面形象回归到社会大众的生活世界,中国思想文化界也涌现出一批志在弘扬儒学、复兴中华的所谓大陆新儒家,一些充满豪情和激情的儒学青年也纷纷登场,这些社会文化现象都是值得肯定的。八十年代以来,几十年如一日,陈来先生一直站在时代思想文化的中心,广泛而···
孔子“忠恕”之道排除了尧舜之道和春秋君子之道,只是对六君子之道的继承和发展,其理论新意看似非常有限,但孔子以三代历史为基本依据,根据人性自私方可驱动经济发展、天下为家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规律,和三代君子诚实利人最终利己的治国经验,按照自己的国家治理理想,托古改制,而创造的利人利己的“新王之道”,不仅被后世思想家政治···
中国这一文明边缘、相对隔绝、一枝独秀的地位,也使得华夏文明得以长期连续,使得中国长期成为文明的输出者。它也许没有环地中海文明那么丰富,但是也有其独特的方面和领先的地方。在与环地中海文明深入交流的今天,我们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从更广的视野下考察不同文明的得失,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不流血的激烈竞争,这才···
2021年,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格式审查,标志着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作为一组长达7.8公里的巨大建筑群和城市空间的组合体,北京中轴线是历经700余年发展形成的富有韵律、和谐,具有强烈标志性、仪式性的反映东方文明的都城中心区域。
张载通过诠释思孟“仁者人也”以“人之所谓人”论仁,聚焦的问题在于一个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品德才能成为一个好人,显示的是一种以美德论为中心而容纳道德情感与道德法则的规范论伦理学。
文化自信开启了文明自觉,而脱离了经学的中国哲学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中国传统“经学”则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突破口。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网合办的“哲学的殿堂——2021年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名家讲座系列”反响热烈。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杨庆中主讲的“《周易》古经对孔子···
历史上对性善论的批评非常丰富,古往今来人们大约从如下七种立场出发,对孟子的性善论展开了批评,即:性无善恶说、性超善恶说、善恶并存说、善恶不齐说、性恶说、善恶不可知说、善恶后天决定说。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为其中任何一种人性善恶说辩护,但试图说明性善问题的复杂性。
我这三十多年来的思考,其中一个向度,极力在探索儒家如何挣脱出专制的传统,如何在现代社会诞生公民儒学。《当儒家走进民主社会:林安梧论公民儒学》关键字词是:儒家、民主、社会、公民,最重要的动词是「走进」,是:儒家走进了民主社会,必然要开启公民儒学。公民儒学是儒家走进民主社会,创造性的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
本论文通过对卢梭的“公意”、康德的“道德律公式”、孔子的“道德法则”和朱子的“天理”进行会通,提出作为儒家道德律的普遍公共利益原则,认为它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即是人类普遍公共利益原则;广义即宇宙普遍公共利益原则。
先生之治学,乃以“逻辑清晰”和“价值证取”为宗旨:前者重在以理性化的论说,彰显中国哲学演变的内在逻辑,勾勒古典智慧的发展线路;后者旨在回归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揭示不同思想家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
经梳理、归纳、研判可见,荀子“兼”论涵摄礼、法、术三大思想维度。其一,理政之“兼”角度言之,可名之为兼覆、仁厚之礼政;其二,权衡之“兼”角度言之,可称之为兼别、权衡之法则;其三,宽容之“兼”角度言之,可曰之为兼人、宽容之术治。
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是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标举的“实事求是”,是对此哲学问题的深刻回应,也是百年来屡创成就的重要法宝,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内核,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智慧。
“中国哲学中的‘天’是生生不已的万物之全体。”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姚中秋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敬天和“天人合一”的观念,从最深处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根性,带来中国人积极向上的生命观、包容的文明观和人本中道的生态观,使中华文明做到“可大可久”。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日前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中共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总结为“十个坚持”,“人民至上”居突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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