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邑自治时期的社会规范形成儒家思想的基础。宗法共同体内部裁断维护血缘组织稳定,家国同构式的君主诉求主观的德性审查、中庸调解、差异化调解。而法治所诉求的观念,根本基于普遍授田制后地方宗族向中央政权的治权让渡。秦以降由于国家自身治理能力受限,不得不兼容两种文教,而同时智识群体拒斥对既行政制的正视,导致了长期延续的···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是要自觉地走出传统经学而转入新理学。这种自觉,基于他对传统经学的整体把握,也基于他立足时代背景下所拥有的历史意识。旧瓶新酒说、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分,都体现了这种自觉和追求。新理学作为宋明理学的接续,其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后者大不相同,因为后者在本质上仍属于经学系统。清学和汉学则更具经学的···
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是中国历史上集立德、立言、立功于一身的“完人”,其思想不但影响了明代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个格局,而且流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叶之后的中国思想发展进程。其知行合一学说蕴含着怎样的思想内容与人生哲理?对我们当今社会生···
孔子留下的大量应验预言,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对孔门弟子前途与命运的预言;其二,对国家政治走向的预言;其三,对个人前途的预言。孔子预言之所以应验,其与迷信无涉,亦非“鬼神之知”,反而是人文理性之表现,是仁智合一之体现,是德性意识与理性意识的展现。
直面政治资本对道德资本的傲慢,《孟子》首章设置并敞开的主题是义利之辨。它包括逻辑依次递进、含义逐渐展开的三个要点:一是坚守义以为上的原则,将道义当作最高原则;二是遵循先义后利的次序,将道义放在第一位,将利益放在第二位;三是追求义利双成的目的,不因道义而排斥利益,最终实现道义与利益的统一。
“性朴论”是存在和成立的,且意义重大而深远;但在逻辑上,依然不可以把“性朴”看成是与“性恶”同等层级的概念,因为“性朴”原本即是作为“性恶论”的前提、要素和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荀子和荀学这里,“性朴论”是“性恶论”的一部分,而“性恶论”又是荀学人性论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真实的荀学人性论体系其实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是以“性朴”···
本文基于华夏治道的天下观分析了大一统的几种历史形态。以夷夏之辨为中心,提出国史上的三种大一统形态:周制、秦制和唐制,并对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论进行了研究。“修文德以来之”的儒家理想最终在唐朝制度下得以确立,而以后的元清两朝皆奉行不悖,这才使得儒家文教能够超出中原农耕文明而及于草原,也打破了“拉铁摩尔诅咒”。
“历史结合点”的提出,是萧萐父先生在继承侯外庐“早期启蒙说”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其现实关怀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转型的内在理路和根据。这种认识既克服了历史虚无主义,又立足现代接引传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积极融入世界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能动性选择。
“形上之气”这种说法的出现与牟宗三等将“形上”、“形下”的涵义界定为超越与经验的区分有关。但是对形上、形下概念的如此界定与蕺山自己对“形上”、“形下”涵义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别;在蕺山以“有形”论“形下”,“无形”论“形上”的自身语境下,根本不会存在“形上之气”这样的说法。
综观《仪礼》学史,其大势在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将社会上活态传承的周代典礼仪式著之竹帛,转换成凝固态的文本——《仪礼》;第二次,是将晦涩的《仪礼》文本还原为活态。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射礼》拍摄成真人实景的影视片,使固态的《仪礼》以具活力的形式走出书斋、走向世界,扩大了国际···
区别于经典的原义和朱子之说,阳明之学更具思想个性。「龙场之悟」使阳明将格物致知的用功方向由事物转向此心,意为心之所发,而物是意之所在,此时格物主要是正其意念之不正,是诚意之功,致知被融摄于格物之中而不具有独立的工夫地位。致良知宗旨标揭之后,阳明以知为良知,意为良知之动,物主要仍训「意之所在」,但也兼具了良知明···
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是中国历史上集立德、立言、立功于一身的“完人”,其思想不但影响了明代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个格局,而且流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叶之后的中国思想发展进程。其知行合一学说蕴含着怎样的思想内容与人生哲理?对我们当今社会生···
路则权从尼山、孔庙、孔林,三个与孔子一生密切关联的文化遗产切入,与大家分享了孔子从平凡走向伟大的过程,让大家从孔子身上找到自己的身影。还通过几个故事分享了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因材施教、富贵义利、好人好事等问题的思考,重点分析了儒家辩证与时中的思想内涵,提升了大家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了解。
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在法律儒家化背景下,传统法律理念下的多元法源结构对司法审判模式的影响。本文的理论思路就是试图以刑法为视角,解释中国传统法律理念中的多法源结构。
中华儒教文明独有的政教相通理念,使得“师”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教理念的奠定者,儒家政教思想的特色,可以通过对“师儒”的溯源得到解释。两汉以后儒家政教文明的发展,汉学讲师法与宋学讲师道,均分别渊源于先秦荀子与孟子,与他们对“师”的政教责任与身份认同有密切关系。
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国人将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这场运动并不以复兴自己的古典文化为己任,而是显示出彻底否定传统的特征。这几乎代表了百年来中国人的基本自我定位:抛弃旧传统,迎接新文化。无论迎接哪一种新文化,否定自身传统是一个共同前提。一百年过去了,世界有了极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
荀子天论的主题有二,一是要否定神学天,批判宗教迷信,二是为礼义寻找形上的根据。他一方面提出“天行有常”,从“天人之分”的角度批判了天有意志,肯定“治乱非天也”,同时又提出“天职”“天功”,以说明经验世界的整体秩序与和谐运行。前者是一种经验天,后者则是指经验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根据,是一种本体天。
治中哲者每以三教九流特有之模糊概念辩难问诘、切磋交流,彼此间心领神会而不足为外人道——言语之闭塞殆与江湖切口一般无二。唯有赓续侯官严氏连类格义的未竟之业,方能熔中哲之悟性与西哲之量智于一炉以成就无问西东的爱智之学
《乐记》“礼乐之说”非“礼乐之悦(释/怿)”,非“礼乐之说(言/谈)”,更非“礼乐之脱”等,此于《乐记》章句的文义及语法不通。据《乐记》上下文及《荀子·乐论》对应的“礼乐之统”等,可确凿推定《礼记·乐记》、《史记·乐书》“礼乐之说”的“说”字实乃“设”字之讹(設→說)。《周易》“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句,古人即屡云“说与设通”,设说二字···
性无善无恶/非善非恶=性朴(〇礼义),这是告荀儒派正理、先秦儒家常说;先秦儒家常说是陈来先生承认的,告荀儒派正理是康有为、章太炎及说告子对的江户儒揭发的。荀况既驳性仁义类曰性无礼义故性不善,也驳性善曰材性本资朴无善,措辞不同,实质一样,无非A与非A立场之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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