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法律史知识体系的背景下,瞿同祖用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刑律的发展趋势做了描述,所解释的是始自汉代但是兴于魏晋的引礼入法现象,具体就是用礼来修改刑律。法律儒家化的解释前提是春秋战国以来的礼、刑分离,当德、礼、政、刑从周礼中分化后,礼融入法才有基本前提。
《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微妙而复杂。孔子一方面肯定管仲有仁之事功,“不死纠难”并不构成对其“未仁”的质疑;另一方面,亦未许管仲为仁者,批评其“器小”。上述评价凸显了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即事君之义与内外之辩。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传承至今,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张“名片”。从明代开始走出国门起,书院为中华文明的传播与海外当地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近代又因新学、西学的加盟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有西方学者称,书院成长于中国,影响在世界。
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之心”。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国先哲希冀经由“礼治”,逐步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何为“礼仪之邦”?中国为何会走上礼治的道路?兹事体大,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
西汉虽承秦的制度而立国,然而统治思想上却极力矫正秦政的流弊,从统治者自上而下对“孝”的推崇、践行到以此为基础和标准形成“举孝廉”制度正是其中的重要举措。这个过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所谓的儒学“独尊”,更重要的是儒家政治观念与价值取向对国家政治的多方面渗透与引领。“举孝廉”制度的推行,一方面成为政府选拔和储备人才、扩大政权···
有宋一代的道统论及所列道统谱系主要有两种,一是带有官方性质的朱熹的道统谱系,二是以《诸儒鸣道集》为代表的民间道统谱系。作为北宋道学开山者之一的司马光,在这两种道统谱系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朱熹未将司马光列入其道统谱系之中,而《诸儒鸣道集》不仅将司马光纳入其中,且在其人物序列中位居第二。
在人类历史上,能够持续的提供思想演进与文明成长的共识性元素,是经典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而这些元素的增强和力量呈现,又是在永恒的解释之中得以实现的。所以,我们对经学复兴的理解与期待,只能在更高的哲学诠释的意义上来进行,而不能退居或者坚守在文献整理的古典学堡垒之中。
事实上,周敦颐并非立足于太极揭示生生根源,同时也并非未反思元气说,给予阳变阴合根源性的说明。他主要立足于“动静互根”这一架构展开诠释,进而揭示“太极-阴阳”的生生思想。“动静互根”的诠释直接彰示与说明了极、神等根源性的内涵,展示出“太极-阴阳”为神妙的生生化成。
儒家有一个游离于政治权力体系之外的结社传统,从孔子携门人周游列国,俨然流亡团体,到东汉太学生以名节相尚酿成党锢,再到宋明道学讲学成风开宗立派,不绝于史。宋儒欧阳修公然提出君子有党论,为现实政治服务。至朱子,已惯于以“吾党”“吾徒”号召志同道合的道学同仁。朱子之丧,即便遭遇政治高压,仍有千人会葬。
笔者认为,强调“双重本体”的“双重性”之于现代中国有它的必要性,但进一步的归约工作也可能带来某种局限。在现代世界中拯救“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论域,发挥“家”的力量才能够形成一种“健全个体”,同时,“亲亲”才能够发展出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文化,一种温暖世界的文化。
本文试图站在局外人立场来分析儒家治道的预设、原理、原则及其关系结构,认为儒家治道建立在中国文化的此岸取向这一基本预设之上,其最高价值原理可概括为天下原理、文明原理和大同原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治原则、贤能原则、人伦原则、礼法原则、风化原则、义利原则、民本原则等七条原则,儒家治道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皆可视为此七原···
荀子的“约定俗成”思想蕴涵着一般“契约”观念,可运用于政治哲学的“社会契约”问题;而这又与“社会正义”问题密切相关,即隶属于儒家正义论的“仁→义→礼”理论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契约乃是“约定俗成”的结果,既涉及正当性原则,即社会契约必须基于仁爱精神;又涉及适宜性原则,即社会契约必须基于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
现代中国哲学的“中西”“古今”话语即属主体话语;而生活儒学的话语理论则因其“前主体性话语”观念而超越“中西”“古今”话语并为之奠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解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传统话语,超越“中西”“古今”对峙,才能建构起一个新的“存在哲学→本体哲学→分支哲学”话语系统。
《易经》一方面被尊为经之首、道之源,另一方面又被视为简单幼稚、充满神秘色彩的卜筮之书。这种集褒贬于一身的矛盾评价之所以从古至今广泛流传,究其根本,是因为对《易经》的先验之维缺乏理解。带着对先验诸特征及其作为工作方法的理解,本文回到易学研究的历史当中,清除其中的歧途和迷思,汲取先哲在先验路向上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中国近现代前夜的明清之季是一个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走向现代的个体的“欲本主义”,与之相伴的,还有回归传统的生命共同体的“家本主义”。这与其说体现了一种所谓的“双重本体”,不如说在新时期“身体转向”大背景下,开启了一种“一身开二门”的以身为基的“二本一体”。
《伦理约编》是晚清经学家廖平所作伦理学讲义。在该书中,他用进化的方式重构了儒家经典中的伦理思想。首先,他将《仪礼·丧服》中的尊卑伦理主体,构拟为具有时间维度的进化符号。以此为线索,廖平把《荀子》“礼有三本”说,拆分为从“奉一天”到“礼三本”的历时结构,使得孔子创制之“礼”成为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法则。最后,廖平又···
汉字,是华夏文明最显著的标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富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华夏文明的密码,又是打开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汉字是独特的表意体系的文字,“字里有乾坤”“一字一世界”,其形音义及其发展演变蕴藏着复杂而神秘的文化信息。《尚书》是汉字记载的最早的政史资料汇编,不仅保存了汉字有些现已湮没无闻的构形义,···
“绝地天通”与其说是历史事件毋宁说是宗教事件,仅从历史、哲学角度去探究还远远不够。我们应从宗教层面切入,结合神话及其相关文献记载进行综合讨论,才能真正做到对“绝地天通”的全面理解。这不仅是巫觋专职化、王权神圣化的逻辑起点,而且促使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古代国家宗教逐渐形成并日益成熟,也使原始宗教的核心要素得···
虽然这次疫情对人类世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之广度、深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它并不能改变“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一时代本质,讨论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以这一时代本质的判定为前提,故儒学之转化与发展的目标,可以概括为“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礼仪、言语、茶器、色彩……中国人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器一物是我们的日常审美,也都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雅、美好的那部分,渐渐又回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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