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山大,文史见长;根深叶茂,人物峥嵘。数代学人以繁荣学术和砥砺思想为己任,不懈努力,薪火相继,为学科建设贡献基石,为共和国学术添砖加瓦。时值山东大学120周年校庆,儒学高等研究院10周年院庆,为传承山东大学学术传统,重温儒院往事,回忆峥嵘岁月,致敬前辈学人,儒学高等研究院开展“儒院学人访谈录”系列专项活动。
《宪问》篇是《论语》第十四篇。在《先进》篇之后,《论语》下半部在篇名上有三位孔子弟子先后出场。首先是颜渊,然后是子路,本篇是原宪。原宪是孔子的家宰,政事科弟子。孔子去世以后,原宪便退隐了。颜渊、子路、原宪似乎分别代表了孔子弟子的不同层次。
近十数年,作为一种消失已久的传统思想范畴,家国天下之说、修齐治平之论再次进入当代人的视野,重新成为流行的政治和学术话语。这种情形表明了传统思想的丰富性与当代性,同时也展现了历史与现实联系的多种可能性。而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对于论者和读者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游吉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系统探讨人性问题的人物,其人性论思想及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游吉的人性论,不但是殷周之际以来人文主义和人性论思潮的新进展,也对其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中国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链环,但它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诚为憾事!
我的发言内容包括“一个缘起,三个层级,五个步骤”:一个缘起,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思考;三个层级,是说现在高校里边都存在着三个层次的教育;五个步骤,则是我对哲学书院教育理念的一点思考。
所谓“外在超越”是说,外在于人的天是超凡的,即超出凡俗世界;而所谓“内在超越”则是说,内在于人的理性或心性是超验的,即超出感性经验。孔孟儒学与宋明理学都有内在超越的维度,然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超越范式:孔孟儒学并未取消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旨在“事天”;而宋明理学却是以内在的心性取代了外在超越之“天”,其内在超越可···
根据《孟子字义疏证》所论,戴震主张的“以情絜情”,没有了格物致知,连正心诚意都付之阙如,却让情自带一种天然的“不爽失”。他以“人无有不善”反对程朱之“性无有不善”,坚持的并非性善论,而是人善论。他又反对荀子的礼义在外,将礼义收归人性,看起来是想维护孟子内在化的路线,实则将礼义世界坍陷于人心之中,而人心又陷溺于血气之中。
北宋湘学的传承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石林芳问”的家传;二是“闻说研讨”的友传;三是“还山肄习”的师传。他们的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积极记载晚唐至宋初史事以训鉴时政;其次,辩证考察人伦性情以阐扬修身养心之道;再次,重视经典诗歌的教化功能以诗缘情化人、讽喻现实。
就本质属性而论,儒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属民间派,儒学社团具有身份中介性、人员多元性、业务灵活性、话题实用性的突出特点。新时代儒学社团的使命担当是:在讲清楚儒学与中国、讲清楚儒学与时代的基础上,发掘提炼儒学核心价值理念,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融入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深入生产生活,推动儒学的生活···
郭店儒简立足于人,内以情感为“由中出者”的情感道德的建构依据,外以人伦为“由外入者”的理性道德的建构依据。这种基于人的内在情感与外在人伦建构个体道德的范式,既充分考虑到了个体生存、发展的需要,也充分考虑到了群体生活的秩序需要,使个人生命在和谐的群体生活中达到最佳状态。
作为最高的本体范畴,朱熹的“太极”与怀特海的“创造性”既具有终极原理的面向,又具组织力、发动力的面向,二者意义相通;怀特海的本体论在强调超越性与内在性、体与用之统一方面,更契合于朱熹。不同之处是:朱熹正是由太极的“生生不息之机”而上达“天地生物之心”,最后挺立起“仁”本体论,成就自己的道德形上学;而怀特海的本体论则是自···
为了更好地讨论“学”的价值内涵,本文以明清之际的方以智作为具体的考察个案,从本体、工夫与境界三个层面予以深入分析。在方以智的精神世界中,“学”具有丰富的内涵,“学”的功能几乎到了全用全体、无所不具的地步。方以智提出了诸多具有思想史意义的哲学命题,比如“藏悟于学”、“万劫学人”等。
《六经》原典的“中”与“礼”密切联系,具有宗教禁忌与实践理性一体化的思想特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诸子进一步从《六经》的“中”提升为“中庸之道”。儒家诸子在建构中庸之道思想体系时,保留了与《六经》之“礼”相通的实践型特点,形成了儒家中道独有的思想特色,它既是主客合一的,也是知行合一的,还是天人合一的。中道在中国传统思···
《子路》是《论语》的第十三篇。如果《论语》分为上、下两部的话,下半部的第一篇《先进》,讲的是我们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人格。在孔门弟子集体出场之后,就是《颜渊》篇,《颜渊》之后就是《子路》篇。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孔子家语》,《孔子家语》第十八篇是《颜回》,第十九篇是《子路》,这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吗?
“家”或“亲亲”不止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意义非凡”;如果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径”,那么它也就是一种可被普遍追求的(而非普遍主义的)原则,在任何文化和人类的生活形态乃至意识形态中,都是或可以是意义非凡的。
2018年,笔者曾以“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为题写了一篇纪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60周年的文章。文章以分析儒家心性论核心内容之一的“人禽之辨”为例,表达了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宣言》把心性论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但对心性之学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
复原《宋会要》的重点也是难点,是各类下诸门的门名及排序。以往研究对《永乐大典》事目及《宋会要》辑文所留存的指示门名的种种标志进行了较充分的利用,但对其他相关文献的利用,尚嫌不足。本文针对《宋会要》礼类,尝试在这方面做初步探索。文章发现,在现存文献中,与《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最接近的,应当是《中兴礼书》及···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是我们的一种历史常识,然而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蔡亮却在其新著《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中对此提出了质疑。她通过汉武帝时期和随后的昭帝、宣帝、元帝时期高级官员出身身份的数据统计分析,认为汉武帝后期的巫蛊之祸导致大批担任高官的军功贵族后裔被杀,使得儒生阶层在官僚群体中迅速崛起,···
在历经明清之际的思想纠偏与近现代的话语转型后,“良知”在古今中西维度的现代呈现使得人们困惑不已:今人之“良知”还是不是古人之“良知”?这一追问不是历史向度的差别,而是存在本身的变化。良知内在品性与历史境遇的相互砥砺使得“五百年来王阳明”的问题省思,不仅涉及对良知自身绝对价值的叩问,也是关乎现代性视野下如何认领良知本真···
“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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