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汉人的观念,通说诸经一类的文献应该归入“五经通义”或“五经同异”等名类之下。但是《隋书·经籍志》(下称《隋志》)称之为“五经总义”,四库馆臣对此极为赞同,遂依此列目[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亦称:“《提要》于此类之立名,亦可谓斟酌尽善矣!”进而又辨“五经”较“群经”、“七经”、“九经”诸名为妥[2],然皆不辨“总义”与“通义”···
儒学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前者以《王制》为经典依据,推崇孔子,主张改制立法,是早期的经学;后者以《周礼》为经典依据,推崇周公,主张复古从周,是后世的史学。史学重在记录历史,保存国故,面向过去;经学则要指导现实,经世致用,面向未来。故周公之制已属于旧制度的陈迹,孔子之制则是正当其时之新法。本文通过文献断代的···
其语言不是逻格斯,它并不依靠推理,也不是为了解释世界,更不会抽象。而是敬恪往古圣王之言,并以之为典范,从而召唤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德性。在语言的召唤之下,将人导向成德、成人乃至成圣的具体行动之中。当语言达成其使命之际,便自行隐退归于无言,至此,整个宇宙便化现为天德的恒久运动——道。最终,语言又重新显现,以全无意···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殷高宗问于三寿》《厚父》《祭公》《郑文公问太伯》《成人》等篇记载了君王向耆老请教为政,还有部分篇章强调重用耆老,反映了先秦时期咨政耆老的传统。虽然时势不同,但耆老的回答都指向了以史为鉴、效法先王、任用贤才、修养自身等问题,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之要,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君···
王者施行仁政当察觉民情疾苦,满足人们基本生存需要,尊重并维护其财产权利。民众“善心”必须以个人“恒产”被确立和保护为前提。孟子最早在个体职业、财产与整体社会稳定之间建立逻辑关联。“制民之产”在君王是“发政施仁”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安排,在民众则是基本人权,包括产业权、财富权。民众只有在拥有产业和财富之后,才能行使自己应该···
“义”的哲学意义,先秦时代有以下几点:道德、道义、正义、端正。汉代以来,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其要点在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明辨是非善恶,果断裁非去恶,其根源是对先秦的“以正为义”作了转进。受此影响,朱子很强调义是面对恶的德性。朱子在《四书集注》中主要以“义者宜也”的故训,作为义字的训诂义,但他对义字作哲学思想的···
“小大之辨”是《逍遥游》的重要主题,王船山关于逍遥之义的阐发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小大之辨”展开的。然而,王船山却背离了《庄子》“破小以立大”之本意,明确反对“大而不能小”“小而不能大”的自我限制,最终走向“无小无大”“小大一致”的价值解构。在此基础之上,王船山又引入暗含浑融圆转、变化日新的“天均”之喻,消解对于小大两端的攀援与···
自孔子出,世人始有作圣之途辙可循,是即夫子所谓学也。盖孔子之前未尝无学,惟普通人尚罕因学而觉者耳。因学而觉,即所谓“下学而上达”,以人道而通乎天德,然则学即孔子成圣之工夫也。故欲明孔子成圣之工夫,必当求之于孔子之所谓学。
在今文经学视域中,孔子为圣王谱系之“集大成者”,为解决孔子有德无位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儒者创设孔子素王说以圣化孔子。自汉代董仲舒后,此论与谶纬结合,广为传播。汉人又推阐孔子为汉制法说,一方面为汉家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又可使王道教化积极匡正现实政治。
《孟子》“交邻”章包括两节:第一节借实事以彰明天理,仁者与智者无优劣、乐天与畏天无高下是孟子王道政治学的根本智慧;第二节借大勇以夯实上帝,文王之勇、武王之勇志在安民是孟子王道政治学的终极诉求。通过文献考辨与义理诠释,可知《孟子》“交邻”章文法严密、意涵丰硕,整章以“畏天之威”“一怒安民”统摄全体、涵盖乾坤。
谶纬文献似乎是在西汉哀、平之际突然涌现出的一种思想和学术潮流,并在东汉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上书请禁绝图谶[1]、荀悦《申鉴·俗嫌》载荀爽《辨谶》皆认为起于哀、平之际[2]。汉人习惯称谶纬为“《河》、《洛》、六艺”或“《河》、《洛》、七纬”[3]。最早著录谶纬文献的《隋书·经籍志》及其所引梁代《七录···
中国同西方交往交流由来已久,相互认识、相互影响的过程更持续千年。17至18世纪,中国文化曾在欧洲引发百年“中国热”,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甚至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孔庙”,并取笔名“孔庙大主持”,足见中国思想文化曾对欧洲产生深刻影响。
在论述如何涵养“浩然之气”时,孟子以“集义”与“义袭”相对。他认为:作为涵养工夫,“养气”与“集义”须臾不可相离。唯有如此,“浩然之气”方得充实与浩大,以致“塞于天地之间”。“集义”即“配义与道”,体现的是行为的“居仁由义”性。与此相对,“义袭”之为则属于“行仁义”,是不具有道德自足性的,故不能生发、滋养“浩然之气”。所谓“其为气也,…···
汉代经学经义纷争,其原因一则出于对师法家法之专守,一则出于以经义论衡汉政的分岐。前者学界多有讨论,而后者则须在汉人说经与汉代政治实践的话语中探寻其关系。如《后汉书·儒林传》载何休“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义”,而服虔“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公羊》、《左传》二经传皆传世,而所驳汉事···
现代社会的家庭对于代际之间层秩的含混不清,导致了慈爱与孝爱的时间之流的紊乱。通过分析家庭这一传统共同体的现代困境,厘清慈爱与孝爱的界限,由此倡导慈爱与孝爱的不断重新发现与更新,并提出在具体条件限定基础上重建以年龄为基础的家庭正序。
《世说新语》不仅承担着为魏晋玄学“立此存照”的历史使命,同时,对《世说》的诠解和评价,一直存在着“任自然”与“归名教”的力量博弈,即便在“西学东渐”的近百年间,这一“问题意识”依然未能逸出学者的视野和论域之外,表现出十分强劲的内在张力和诠释能量。对“名教自然之争”的回答,不仅涉及对魏晋历史和人文的不同评价,也关乎每一位知···
以往对朱子的研究,多将其当作理学宗师,而忽略其心学造诣,尤其是朱子论学的心学功夫论,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事实上,朱子论学主张“心与理一”“心要在腔子里”“读书须是虚心切记”等,皆如钱穆先生所说“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本质上可与陆王心学相得益彰,融通无碍。哲学史上聚讼不已的“朱陆异同”说,诚未可仅以“朱理陆心”···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深入到陶渊明的诗文旨归与人格根底中时,则不难发现,陈寅恪所谓“外儒内道”与“新自然说”,实在很难成立,梁启超、朱光潜、李长之诸家将陶渊明归于儒家的观点更具历史和逻辑的合理性。陶渊明的隐居生涯与安贫乐道,有着深刻的儒学支撑,而君子志节和圣贤追求,更是陶渊明一以贯之的精神信仰,惟其如此,陶渊···
本文通过对于明代「自然」之辨的理论辨析,探讨「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多重思想蕴涵。一方面,明代自然之辨厘清了作为天道机制、存有与政教秩序的诸面向,能够丰富和扩展吾人对于心体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白沙思想中作为天道机制的自然,阳明思想中作为存有的自然,与刘宗周、黄宗羲思想中作为政教秩序的自然,这三个层面的自然之···
首先,沃格林将中国文明厘定为一种没有彻底摆脱宇宙论秩序的人类学秩序,这一点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其次,沃格林的天下时代说将人类社会从宇宙论秩序到心性论秩序的变迁理解为一个历史性的进展过程,而从中国文明内部的参与者视角来看,由皇、帝、王、霸所代表的历史变迁则可能被刻画为一个历史性的倒退过程,这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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