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与牟宗三均将诚看作创生世界的实体,却对诚在具体体验中的独特性着墨不多。更有学者将诚理解为抽象、孤悬之体,与其“体在用中”“存有在活动中”的特色南辕北辙。立足于《中庸》以澄清诚是如何创生万物的,遂成为重要的课题。诚表示维持本然状态,即上天所赋予的人与物之本性。人具有的诸种禀赋为萌芽之诚,天道的本然状态则是生生···
牟宗三对“德福一致”问题的解决,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说明“德福一致”的可能性,而在于借此问题反驳康德人的道德是有限的判断,证成“无限智心”与“天地万物一体”二者的无限性乃是“一致”的,继而使儒家良知本心所具备的价值性与物自体的价值意味可因此无限性的确认而得到“一致”的落实,最终兑现为儒家“新外王”理想的责无旁贷。
晚明越中士人祁彪佳,为阳明学讲会证人社之重要成员,常与社中白马山会诸友举“七日静参之会”,还在寓山园或云门寺进行静坐实践,故《祁彪佳日记》成为考察其本人及越中士人静坐修习的难得个案。祁彪佳等人的静坐,受晚明阳明学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故在静坐的形式上多采用佛、道的方法,其目的则与修身日记或举放生社、参与赈灾···
李之才以卦变名家,其相生卦变与反对卦变以专言象数、不释文辞为原则,对此前致力于解说卦爻辞的卦变传统作了根本改造,对旧有传统辗转相生、两爻相易的卦变方法也有调整。李之才传人邵雍罕言卦变,前人对邵雍易学中所谓卦变内容的认识多出误解。
目前一些儒者呼吁回归中国传统家庭,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并且优越于西方文化之处,这其实是夸大了家庭的中西之异,遮蔽了中西家庭形态的古今之变。事实上,无论中西,家庭构成方式是基本一致的,即若干核心家庭组成较大的家族家庭,若干家族家庭组成更大的宗族家庭。
东汉班固所撰《白虎通义》(下简称《白虎通》)是现存最早的经学通义类文献,也是汉代经学的综合表述,但是其研究一直未能深入。一些有关《白虎通》研究的综述文章都有这样的判断。[1]一个关键的原因可能是:传统经学的主体性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已经消亡,因此,传统经学研究《白虎通》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脉络,特别是清代经学的研究方法···
二十等爵的法律特权是法家为了贯彻农战政策而将爵的尊贵性与刑罚的严酷性、威慑力协调起来的产物,具有非贵族化、扁平化、工具化和受法家国家本位思想影响等特征。随着二十等爵向五等爵过渡,爵的法律特权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的贵族化历程,最终在魏晋时期因世家大族的壮大和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彻底成为官僚贵族的专属物。
宋儒始以汉儒说诗《诗》多穿凿附会,欧阳修作《诗本义》,斥汉儒之说“非《诗》之本义”[1];朱子称《小序》“可信处绝少”、“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2],然推阐诗之本义又谈何容易?四库馆臣论欧阳修《诗本义》曰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几废。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家”与家庭关系一直背负着一定的思想史骂名。当代中国学者,比如张祥龙与孙向晨,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恢复“家”的名誉,强调“家”与“亲亲”意识对于中华文化复兴的根本作用及其对于人类生活的普遍意义。可以说,“家”意识与“亲亲”思想在当代中国已呈强烈复兴之势,其中儒“家”的复兴尤为突出。儒“家”之复兴从本体论、伦理学···
对于哲学的重建,《周易》与现象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象学的一般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步骤:解构、还原、建构。对于《周易》来说就是:解构《易传》的理性形而上者以及形而下者的观念;还原《易经》的神性形而上者的观念;乃至还原到“易经古歌”的前存在者的存在观念。而建构,按照生活儒学的观念,实际上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即从我们···
“六艺论”是马一浮毕生少有的系统阐述自己核心性思想的学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决不像许多人以为的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它更是一种价值系统,蕴含了马一浮对传统儒学经典体系的一种全新的理解,也承载了马一浮对自己的六艺论儒学思想的系统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一浮的“六艺论”已经完全超越了其知识论意义,而是马一浮通过对以六艺为···
先秦思想世界中的礼乐呈现出礼乐之文、礼乐之情及礼乐之本这三个层面上的意义。儒家思想历史展开,渐次凸显对此三者一体性关系所蕴涵的“合内外之道”追求。先秦礼乐不同观念形态间的演化,既是先儒对礼乐认识的推进与深化,同时,也是对先秦诸子诘责批判儒家倡扬礼乐的回应。
5月31日,完善选举制度条例正式刊宪生效。这一改革能否彻底结束立法会内部的政治乱局,还香港一片政清人和的新气象?为解答这一问题,《橙新闻》在北京专访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与读者分享他的看法。
传统中国社会是否存在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首先从管理学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入手,批驳了那些认为管理学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虽是农业社会,但也有着自己的管理学。因为传统儒家文化本质上就是一门管理学。
正义的原初内涵,体现于得其应得,后者又与权利无法相分。从本源的层面看,权利的获得具有偶然性:无论是天赋的智力和体力,还是社会背景,最初对个体而言都非必然,以此为“应得”的依据,无法避免社会的不平等。罗尔斯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但又以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的预设为其前提,这种预设基于逻辑的假设,呈现某种抽象的形态。罗尔···
生于明清之际的吕留良,因其家庭出身而有着曲折的遗民心态,愈来愈坚守明遗民的节操,同时在思想上也愈来愈尊朱辟王而毫无假借。他的思想通过时文评选这一独特形式进行传播,后汇为《四书讲义》一书,他对朱子的阐发在义理层面是统一、精切、独到的,无论是对王阳明、陈亮学术的排斥,还是对夷夏之辨以及君臣、封建、井田的讨论,都是···
孙应鳌乃有明一代大儒,亦是黔中王门重要人物。其家世由屯戍武职人员转为地方文化世家,适可反映边地社会国家军事集团向地方士人群体转型的整体特征。他早年多受姚江、江门两派学者影响,思想成熟则主要在提学关中时期。一生著述颇多,成就亦高,学统与政统合一,实为双重实践的产物。但其撰作清初即遭抽毁,散佚数量甚多,均有必要一···
董仲舒在统合孟荀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自身儒学体系。在天人思想上,他突破荀子天之不可畏的观点,通过天生万物、天人感应论来充实孟子“天之所与我者”的表述,重建天的威严,为人间伦理确立天道基础。在人心论上,他将孟子“四端”之心说与荀子“心好利”说相结合,提出“心有贪有仁”,强调心具有抑恶扬善之“栣”的功能。
“权变”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重要观念。从“权变”的定义、目的、范围和精神来看,其核心内涵是臣子拥有判断是非的自主性,行权的要旨在于君臣能否各自承担责任、履行义务。“权变”观念主张追求高尚的价值,拒斥符合普遍法则的绝对律令,在元伦理学上,其性质属于目的论式而非义务论式的伦理学。因此《春秋繁露》支持的是一种相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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