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一直未得善解。根本原因是,人们不能理解孟子论性的基本立场。此章的“故”字,于人则为事迹,于物则为轨迹,皆指人物之现象而言。孟子认为,时人言性都只是说到了人事之现象而已,未能着眼于“以顺利为本”的角度,反思现象之情实。正如湍水或东流或西流,只是表面的、偶然的现象。
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因提供了所谓“弃儒就贾”的典型以及“四民异业而同道”论而被视为“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然而《墓表》实则是一“乌龙”之作,墓表主人公“未尝一日从商”。《墓表》的写作时间既非传统所系的嘉靖四年,亦非当今学者认定的正德五年,而是正德十一年,故称其为“晚年定见”并不确切。
政治是儒家的志业,在中国传统社会脉络之中,政治基本上局限在“学而优则仕”进路,儒者透过取得政府职位展现德能以实现政治理想。不过,在现代社会,政治的意义不限于狭义的从政为官,而应该从广义的观点,只要关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不论是从政为官或知识分子论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就此而言,儒家的政治思···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
但我们可能从中世纪思想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焦点不是集中在命运之箭射向自身,而是他们如何顽强地生活下去。这是波爱修斯在其人生最黑暗时刻的安慰,在命运罗盘再次旋转之时,如果我们抽时间理性反思自我,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
西方文化和哲学普遍性的神话,是建立在将普遍与特殊概念截然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上的。如果我们接受黑格尔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将普遍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有差异的同一的概念,同时吸收中国传统对普遍性问题思考的积极成果,我们就不但能够以超越现代性思维的方式证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而且还能对普遍性概念本身作出中国···
继武帝致汉全盛之后,宣帝又为中兴之主,为政多修武帝故事[1]。武帝立《五经》博士,独尊儒术,宣帝亦欲广其学。且自武帝之后,经学为利禄之途,家法分析,章句兴起。故平议同异,增设学官已成必然之势。甘露三年(前51),汉廷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中国俗谚,表达了中国人一个很清楚的观点,那就是“识时务”最多只能算是“为俊杰”之事,惟独读书学习“做圣贤”才称得上是做天下第一等事。[1]然而,处境尴尬的是,在一个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中,不仅学做圣贤已经很难做为现代公民的理想,凡事都要求应依一种“全面性的学说”,来做为政策决定的依据,更难免会被批判干犯···
本文将沿着继承山崎暗斋(1618—1682)思想流派的崎门派儒学者之思路,对近世后期的日本儒学者怎样定位《家礼》一书的殡葬仪式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来说本文将以在近世后期各自开创了尾张崎门派和上总道学的两位儒学者、中村习斋(1719—1799)和稻叶默斋(1732—1799)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至于为何要将此二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一源于···
马王堆《系辞》篇的内容及其成书年代、马王堆《系辞》篇和今本《系辞传》之间的异同、马王堆《系辞》篇的主要思想,是马王堆《系辞》研究的三大课题。中日先贤已经指出今本《系辞传》与《礼记·中庸》篇有着深厚关系,由此不难推测马王堆《系辞》篇同样和《中庸》有着深厚关系,这些文献最早原型的形成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马王堆···
在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主空间上,儒家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但儒家将个人置于社会秩序之中且尊重资质,从而能够避免自由主义的三个原则即个体价值、个体自决和抽象平等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从《斐多篇》里灵魂的永恒理性与智慧到《理想国》中灵魂的三分,《蒂迈欧篇》灵魂中的"同""异"和"存在"以及宇宙灵魂和人类灵魂的关系,柏拉图所努力追求的是通过何种途径将人的灵魂摆脱肉体情感和欲望的束缚,重新获得灵魂所本有的最高理念和个别具体认知间的平衡结构。在这一最高诉求下,柏拉图提出了"通观"和辩证法的方式来达到这一最终···
在诸多先秦儒学理论中,人道具有不能为天道完全统摄的本源性意义。在此基础上,这些儒学理论敞开了不能彻底消融于存有论视域的价值论视域,并建构了一种以价值论统摄存有论的价值哲学。这种价值哲学将价值的本源归于人道之仁爱情感,而不再进一步将其上溯天道,进而通过人的价值世界开显一切事物的存在。
礼法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礼法就是维持君臣等级和长幼顺序的所有仪式、典章和制度的规范体系,是礼乐法度的总和。从某种意义上说,礼法不仅塑造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也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形态。在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对习惯的塑造和决定作用,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礼法而得以实现的。
清华简《命训》的“大命”指天命,“小命”指个人运命。《命训》第二句当断为:“命司德,正之以祸福”,“司德”指主德,即遵从德。目前学者将该句断为:“命司德正之以祸福”,释“司德”为天神,是不正确的。《命训》的“大命”“小命”说是对三代天命观的继承,同时又突出了个人运命的观念,这与孔子将天命与运命分离,以突出人的道德自主有所不同···
首先要更正一下,江南儒学这个概念不能算我提出来的。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成立的时候,确定了工作计划,其中一个意向是要开展江南儒学领域的研究,这是上海儒学院的重点工作。但是上海儒学院的同志手上都有自己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所以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没有实质上启动。我2018年离开浙江到复旦工作以后,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希···
马一浮的《群经统类》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上以"四书"为中心的宋明儒学经典体系,它不仅可以成为我们借以了解马一浮的独特的宋明儒学观及其自身思想与宋明儒学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而且可以让宋明儒学研究者跳出现有的以人物为对象、以学派为归趣的单一化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通过努力回归到以六经为中心的广阔论域中去重塑宋明···
道光七年(1827),钱仪吉(1783-1850)在先祖钱汝霖(1618-1689)年谱的刊刻序文中略述钱汝霖生平:“弱冠,遇事变飞遯不出,读朱子之书,省察践履……然敬宗收族,分财教善之事,犹一二见于杨园张氏遗书中。……(先生)行道同术乃有杨园……桐溪、澉浦同源合流,实与于斯文之维系,岂不重哉。”[1]钱仪吉对族祖的推崇虽然稍有溢美之处,然···
《论语》记述孔子的言论,主要是对各类人的问答。其中有一些没有以问答形式出现,而是孔子直接评论古今人物。以时间顺序来分大致可分为三段:唐虞、三代、东周。孔子对古人的评论体现了孔子所认识的古史,其顶端是天人关系,其次是人人关系,包括君、臣、民的关系。华夏文明的形成和演变,来自深究天人关系,理顺人人关系,安顿权力结···
文庙称名的发展变化,总体上体现出由孔子的弟子后裔祭师拜祖的“家庙”,向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庙”的转变。不论从道统传承、精神内涵,还是从文化认知、学术表达等角度看,“文庙”的称谓才是最恰当、最准确的。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