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古文经学传统上,张尔田兼采古今,以今古文的传统史学语境叙述经学;蒙文通则突破了今古文的学术视野,对经学展开现代研究。《史微》与《经学抉原》彰显出经学写作中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学术形态,但经学的叙事价值并不能简单以传统与现代二分的标尺去衡量和区分,而是呈现出复杂微妙的局面。
皮锡瑞字麓云,后改字鹿门,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人(今属长沙市),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他自署所居曰“师伏堂”,后学尊称“师伏先生”。皮锡瑞于同治二年(1863)考取秀才,年方十四。同治十二年(1873)获选拔贡,但翌年朝考因病报罢。继而三应乡试(1875、1876、1879),均名落孙山,直到光绪八年(18···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下”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世界,中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中国”的内涵也主要有三义:广义用来指称九州、四海,中义用来指称王朝国家,狭义则用来指称华夏汉族和中原地区。中义和狭义的“天下”分别与广义和中义的“中国”内涵相对应。中国古代用“天下”指称九州、四海的“中国”,虽是一···
子思学派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尤其通过“天命之谓性”等观念实现了天道性命的贯通。但子思学派在心性和工夫的论述方面比较粗糙,无法将天人的贯通完美实现。孟子则在此基础上“十字打开”,一方面通过积极和消极两面的天人关系更好的证成了天人之道的贯通,另一方面完善了内在的德行修养功夫,从而将思孟学派的天人之···
在“仁”之意涵的发展与转向进程中,孔子对“仁”作出了新的诠释:一是以“孝”代替“祭”为“教之本”,体现其重现世人伦的精神;二是以“爱人”定义“仁”。
本文认为,康有为在论证上采取“诸子学转向”的策略,运用先秦诸子尤其是墨子来支持他儒学理论。这一论证策略回避了丐题与循环论证的问题,还因其解释力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论证效力。
华夏民族,相信人有永存之神魂,故有祭祀祖先之礼。《仪礼》十七篇中,或论及人与神魂之关系,或仅涉及人事,而无关神魂。其无关神魂者,有《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此五篇之内容,虽与神魂无涉,而相关人物有君、臣、宾、主、男、女、贵、贱之别,故其行礼之时,亦有几、席、位向之分。易···
严复推崇西方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中西比较中从实证主义的理路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成份,但他的“依古论说”仍深受儒家思维方式的影响。通过对中西政教分合关系的分析,对知识与信仰的区分,严复为宗教的永远存在保留了位置,此“与人道相始终”而不可废的宗教即为“真宗教”,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或孔教作为“真···
本文主要从人文思想的基本观点、人文思想的根据、人文思想的基本方法取向、人文思想的基本线索与结构等四大方面,对比和梳理马一浮与唐君毅二氏的人文思想,从而揭示出两者的人文思想具有互补性与相承性,唐君毅以「感通」为线索的人文思想,是马一浮以「寂感」为结构的六艺论的深化与引申。因此,唐、马二氏可以构成现代新儒学中的「···
《行状》所载“为可恨耳”方为阳明临终遗言的实际,“此心光明”是绪山编写《年谱》的杜撰。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上存在差异。
先秦社会器以藏礼,漆器如同青铜礼器一样是时人表达礼差的物化载体。饮食器具、舞乐器具、弓矢、冕冠与车舆等髹漆器物内化了通鬼神、禳灾异、别尊卑、昭名分、辨等威等礼仪内涵,蕴含着尊卑性、通神性、权威性、等级性等礼意特性。因此,以吉礼为中心研究漆器藏礼现象对重新探讨先秦礼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春秋后期,治、教二分,并分头演化:孔子构建文教,各国竞争造就官僚制国家。汉立国之后,儒家士人曾致力于推动两者之合一,但在当时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下,接连遭遇挫折。文翁作为接受过五经教育而入仕之早期士大夫,凭借其志于道的精神担当和政治主动性、创造性,绕开阻力较大的中央,在相对僻远的蜀郡进行地方制度创新,兴办公立···
今天应当怎样对待孟荀?这是儒学复兴的一个重大课题。孟荀思想本身具有复杂性乃至矛盾性;并且它们向来就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变和社会形态的转换而不断地被重新诠释、塑造和利用的,其影响力也随之而消长。
宋代礼制的变化与理学的兴起、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祀高禖这一礼仪活动自古以来需要男女共同参与,而宋代高禖礼中出现的男女分祭现象,使皇后不再能出宫门行礼。综观其他的赵宋皇家礼典和礼制,出现的诸多变化,很明显受宋代礼治格局的影响,表现出重内外之别、强调闺门之礼的特点。
在元伦理学中,特别是在道德本体论问题上,存在着道德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前。实在论者承认(1)道德命题有真假,而且至少其中有些是真的;(2)其真假取决于客观存在的道德事实或道德性质。反实在论者都否认(2),有的还否认(1),而对(1)的否定又可采取两种形式,要么根本否认有道德命题存在,要么承认有道德命题存在,但否认···
作为当下学界的研究热点,学者对荀子人性论的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基于回应和解决荀子人性论这一理论问题,首先对关于荀子人性论所提出的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性恶论、性趋恶论、性危说、性朴论和性恶心善说,进行综合考量与探讨。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出土文献郭店简《性自命出》中的“心”“性”范畴,以老庄道家和孟子思想作为重要参照···
《新论》谈“用”有两层涵义,一为生化流行或翕辟妙用,一为物质世界。他施设物质世界之目的乃是使科学知识有“安足处所”。为了使西方科学知识在儒学体系内获得积极性的存在,在《明宗》篇,熊先生又以“二智圆融”阐释了量智之于性智的必要性。
依据宇宙本体论层面的生成关系,邵康节首先就“太极”(“道”)之“一”与万物之“多”间的对应关系作了相应说明。基于一多对应由本然向应然的“致用”,邵康节不仅在形式上确立了儒家“圣人之道”对于天下万民的普遍范导意义,还从实质内涵方面阐发了“圣人之道”自身的普适性意蕴。
孟子的超越观念并非“内在超越”,而是继承了孔子“外在超越”的神圣之“天”。这根源于孟子的问题意识,即对人民水深火热处境的关怀所引出的对政治权力的批判,由此导出“规训权力”的根本宗旨。而这在逻辑上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是规训者的确立,他必须具有对于权力的价值优越性,于是孟子树立了拥有“天爵”的“天吏”即“王者师”形象。
祭祀先圣孔子的礼仪行为,贯穿于朱熹生活之中,但这种礼仪行为所产生的经验,及其对于朱熹的影响,却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透过朱熹对于祭祀的理解可以发现,他很坚定地相信在礼仪过程中能够实现与祭祀对象的“感通”,由此,祭祀孔子过程中与“先圣”的感通,对于朱熹有着特别的精神意义,因为在朱熹的信念中,先圣与自家的修身成圣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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