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正名论及名教理论可以视为一种具体的中国正义论。对正名和名教问题的研讨可以发现,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君子为平民操心的格局,这一格局决定了权利观念何以在儒家思想中隐没不显。另一方面,传统儒家正义论的前提是君子与平民二分的观念及现实。
两汉今文经学以经为常道,克服经的“时间性”与“历史性”,五经之文,在材料的意义上,是先王之法,经过孔子的删削述作,把殊时、异世,各不相沿袭的先王之法,结合成为统一的孔子一王之法。郑玄吸纳《周礼》,并以《周礼》为本注其他经书,将经传中大量与《周礼》不同的内容理解为唐虞夏殷之法,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对《士冠礼》“古者生···
“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论学的宗旨,也是王阳明对自己心学思想最简易的概括。“致良知”思想的提出是王阳明自身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但也经历了艰辛的心路历程。“致良知”来源于《大学》中的“致知”与《孟子》中的“良知”概念的结合,王阳明赋予它更丰富的内涵。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彰显了道德的价值,确立了道德主体的地位,同时也弘扬了知···
春秋时“诸夏”观念出现,标志古代华夏民族漫长的融合,由“孕育”阶段进入“出生”阶段。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融合,学界主流的意见认为是氏族组织解体转向地域组织。可是春秋以后的地域族群是以“国”为中心的组合,地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华夏融合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有独立的方向,就是国家本位的族群聚合。这种“国群”聚合若发展为···
“人类命运”及其“共同体”是非常复杂的课题。人的类存在、类本质是什么?人自身怎么定位?如何分析人类不同的“共同体”与“非共同体”的存在状况?人之同类中不同种族、民族、语言、性别、宗教、文化、时代、地域的人的生存处境与诉求、命运、信仰、理想,十分复杂,其相接相处之道就更加繁复。人之类的生存与非同类的生存有密切的关联,在···
“天”是儒学的最高观念,但其含义丰富且随着社会历史和儒学自身的发展而变化。儒学“天”观念渊源于上古三代的思想传统,主要包括主宰之天、物化之天和生命之天三重含义。就儒学“天”观念含义的历史演进看,先秦儒学“天”观念的三种含义次第展开,汉唐儒学呈现主宰之天与物化之天的双向演进态势,宋明新儒学则确立了生命之天的主导地位。
公私德之辨的背后,不是已成定局的“古今之变”,而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各自政治体制不同的“中西之争”。中西之争在规则(政治秩序)与执行规则之能力(德性)的双重张力中展开。这首先体现为对规则执行者是否应当具有道德之善的不同态度,另一方面,中西之争也同时呈现为规则的现成性与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权变性之间的张力。
当代中国经历了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重建贤能政治得到了广泛认同。但尚贤制也会带来激烈竞争,我们需要儒家式的软实力与民主开放、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路线和道家式的怀疑相结合,并充分肯定“非政治”生活方式的社会价值。
孔庙从祀制度秉承“崇德报功”的原则,意在表彰孔门弟子及后世儒家接续儒学“道统”者。清代以前,从祀孔庙者多为“传道”“明道”之儒,以其道德文章名世。宋儒范仲淹是清代新增从祀孔庙之第一人,也是以事功著称的“行道之儒”从祀孔庙的先行者。
大家好,今年朱子之路的启动仪式已经开始了,主办者让我跟大家讲几句话。我想讲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是青年朋友,而且朱子之路走过的这几个点都是朱子青年时代经历过的地方,所以我想讲讲青年朱子的成长之路,也可以说是涉及朱子的成长史吧。
中国经学的思维,具有极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和复制的,例如“疏不破注”、例如“述而不作”等等。这是一笔中华民族可贵和可观的精神遗产,是谁也不能抹煞的。随着我们对外来先进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学习与运用,我国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思维方式一定会在与世界学术的融合和贯通中得···
“主体性”的建立,在先秦儒学的基本语境中,实质上就是将作为绝对的最高实在之道的自在内向转化为个体自身的本原性实在,这一本原性实在经由个体的自觉认同而被确立为个体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对最高实在之外在的绝对性的内向消解,故“主体性”与最高实在本身的存在性相同一。正是这一“主体性”建立与意义输入的内在“程序”,构成了儒学之···
儒学虽有完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但士大夫的教、政二重身份致其易偏于教化,以教化消解、替代政治,疏于国家能力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思想补上了现代国家能力建设这一关键环节。
从现代哲学解读,“余”可被视为藏密之体、生生之源、根本之故。藏密之体如冬之收敛退藏、至日闭关,冬至一阳来复,导出生生之源;生生之源包括声音的旋生与大一天地的返生,形成旋出与旋入的混合双旋结构;由死与生之喻引出根本之故,追问“何以”,牵带出“所以”。
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
不仅“经”或“书”不能穷尽圣人之“言”、圣人之“言”不能穷尽圣人之“意”,而且即便圣人之“意”也不能穷尽“道”本身。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言说,需要“意”、“言”与“经”。
以中国学术发展史为基点,联系我自己的工作,我认为宋明理学研究在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成就就是我们攻克了朱子哲学这个硬骨头,在世界学术的范围内占据了朱子学研究的高地,超越了西方、日本和港台地区。如张立文先生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蒙培元先生的《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其重心也是朱子。实事求是地说,整···
相比西方的“民主”理论,儒家的政治学说常常被冠之以“民本”主义。从《诗经》的“民本邦本,本固邦宁”,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一以贯之的正是此“民本”之道。
“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三句构成了张载道学理论的内在结构,阐明了以“性与天道合一”为旨趣的道学思想。张载哲学的理论性质应归属为道学,其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型塑意义。
为服务新重建的本体论,熊十力改造了儒学方法论。他提出“思证兼用”,引入理智思辨方法,为儒学体悟直观服务。同时,又提出“思修交尽”,以儒学道德修养的“工夫论”来规范理智法与直观法之操作程序。这种“即本体即方法”的“本体方法论”,契合儒学“良知本体论”之内在逻辑,附应“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架构,亦为儒学良知本体论的开放性,寻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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