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之学系从道家之顺应物性、以百姓心为心等说,转手而来;明道不属“心即理”学,如其《定性书》:“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若为“心即理”,则该言系于心亦系于物;明道之客观理学,系建立于“服牛乘马”之物各付物上,一径顺任牛马之性,道理如斯而不可易。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儒家行恕以分清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为认知条件。孔儒对待怨仇的处理态度体现出恕的原则性。儒家恕道始终要求有严肃的是非立场和清晰明确的道德认识能力,智因而成为一切道德行为的认识论准备或理性前提。君子行恕坚持标准,但也不排斥人性关怀,强调仁爱但也不失严厉,因而可以练就出推己达人的真本领。
“范氏义庄”的法律构造及其救贫济困、促进教育的善举,与现代慈善信托制度有着惊人的一致。尽管范仲淹具有强烈的宗法思想,但不能否认其慈善信托的理念的进步性。“范氏义庄”作为一种慈善信托机制,产生了在族内传承、族外传播的良好社会效果,但因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未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信托制度。
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是指其本体论的转变,即从“变易本体论”转为“超越本体论”。这个转向首先解构关于“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较之西方哲学的“外在超越”既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而还原到中国前轴心期的神圣的外在超越;最终建构一个顺应现代生活方式的、神圣性的外在超越者。
传统边疆治理积累的历史经验复杂繁多,但仍可以模式建构的方法进行归纳与总结。由于边疆地区本质上也是民族聚居区,因而边疆治理也关涉华夷秩序如何建构的问题,尚有必要重新理解或诠释“大一统”观念的原初本义,看到天道人心既是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本体依据,也是华夷与天下秩序合法性的形上根源,而只有做到“天下归心”与“天下归仁”,才···
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基于自身对“理”与“人性”的认识,在评述《孟子》“生之谓性”章的哲学意涵时,将朱子的“理有偏全”说改编成了“性之偏正”说。虽然朱子在不同时期对于人物性同异问题的看法有所变化,但自始至终,人与物禀理有偏全之不同,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朱子的“理有偏全”说始终在多少而不是结构的意义上理解人、物之理的不同···
儒学实践不仅是关乎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关乎民族复兴的事情,即是对于中华民族国家的一种责任,这是儒学实践的宗旨所在。儒学实践是一个“功夫论”问题,尤其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是实践与学习的关系。实践儒学的前提当然是学习儒学,这里特别是要严格区分儒学的复数的历史形态与单数的基本原理,从而准确地把握儒学基本原理。第二是···
蒙培元“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不同于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观念,在于它是主体心灵境界的“自我超越”,即并不是存有论的超越观,而是境界论的超越观。不仅如此,情感儒学通过反思而超越“内在超越”,其自我超越乃是“情感超越”,而其中特别是“敬畏”的情感体验。当然,情感超越也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内在超越;因此,内在超越所存在的问题同···
把儒学(性理学)作为治国理念的韩国,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提出了守护传统文化(儒学)的主张,儒林中出现了“卫正斥邪派”“开化派”等各种学派,而且各学派之间的矛盾也相当激烈。面对这样的局面,以李炳宪为首的儒教改革派,积极主张对儒教进行宗教化改革,且要在韩国进行“孔教”运动。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者,也是较早思考儒教问题的人之一。与哲学相比,学界从宗教学视域展开的研究不足。梁氏承认中国人有自己的宗教,也不否认自己是个儒教徒。20世纪初,他提出了“道德代宗教”,以解决中国文化认同与儒教现代转型问题,表面上反对宗教,但其理论仍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在实践上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究其实质···
在讨论近世中国民间组织形态及对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影响时,有两种典型的地方结社颇值得我们关注和比较研究:一是乡约团体,二是结拜(义)团体。二者都有一套共通的习惯法和文化体系,在有效地支撑其组织性的运作,并通过带有宗教因素的仪式实践(如聚会或入会时的仪式表演)和象征操作,来确认其自组织的文化边界,从而强化团体成员···
2019年10月28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与清华大学政治系任剑涛教授在青岛嘉木美术馆的荒岛书店相聚。两位学者出于对当代儒学之出路的现实关切,就儒学史上的内在超越问题及其与世俗权力之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剖析,从而对两千年儒学发展史进行了全新的审视,提出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问题。
如果限定在宗教性的天命思想的比较上,基督教的“圣言”“启示”“神的旨意”“天意”“预定”等概念是可以构成中西比较对话的基础的。但就人文化、内在化的天命思想而言,儒家讲的“敬畏天命”却与基督教扞格难通。儒家内在化、道德化的天命,不能通过基督教那种自我否弃的“信仰”方式,只能通过“存诚主敬”“尽心尽性”,以内在超越的方式去体认。
华夏民族的基本信仰体系形成于商周时期,可以简称为“华夏宗教”。儒家占据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后,成为华夏宗教的担纲者。华夏宗教以祭祀为中心,祭天地、祭鬼神、祭祖先、祭圣贤、祭日月星辰、祭山川风雷,这些活动支撑起华夏民族的信仰,也支撑起了华夏文明。
德性内在于心是先秦儒家德性论的基础观点,然而对于心如何具有德性看法不一,孟子与告子的义内、义外之辩显示两种的思路。其一是孔子后学中常见的仁内义外说,以能动之心将内在的自然性情与外在的礼义结合起来,以成德于心;其二是思孟的仁义内在说,在人而非外物之中寻求道德的根基,从而以“自反”来成德。孟子在继承子思人性论的同时···
《论语》中有很多被当作“负面思想”的语录,往往被指出有各种不同的局限性。有见识的学者可以感受经典的力量,懂得其中言情与言理之别,或者能洞悉民情,对“民”的定位既不“失人”亦不“失言”,以及对于《论语》中的思想即“见”即“识”,懂得其超越各种局限性的价值,明白并没有所谓的“负面思想”。
发掘经典中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活化其中的普遍价值,从而充分彰显出义理之学的意义。阅读经典不只是拆解文义,而是一种生命浸润的过程,只有不断地体会这些历史传承物,通过与之精神的相遇,使生命个体与历史情景发生契合,才能够将“我”融贯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之中。经典诠释为儒家思想的不断转化提供了强大能量,为之迈向新的理论创造···
朱熹的儿童哲学需要包括教师主导、价值引领等方法论层面,也包括天理意识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知识论及修身至德的伦理学面向。探讨朱熹的儿童哲学,既要尊重儿童哲学的发起者李普曼对儿童哲学所下的定义,亦要挖掘朱熹儿童哲学的独有特色。朱熹的儿童哲学需要包括教师主导、价值引领等方法论层面,也包括天理意识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
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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