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之所以不可替代,也许恰恰由于他始终处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经典译介者的身份纠葛,从而无法“求同”的文本却成全了迂回辗转的比较和释义。就此,从“至诚如神”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从“惟曰其助上帝”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等等,在理雅各的译文中都成为“释”而不仅是“译”。这对儒耶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申言要回到儒教传统中固有的历史意识来看现代,在目前后启蒙主义的思想氛围中,仍然是个令人惊骇乃至可能引起精神恐慌的想法。但鉴于思想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这一步必须迈出。从破的一面来说,无法破除作为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一的历史哲学的迷思,也就无法破除现代性的迷思;从立的一面来说,无法回到儒教传统中固有的历史意识,也就无法···
《荀子》全书只《性恶》篇有“性恶”措辞,也只《性恶》篇有“性恶”陈义,《性恶》篇及他篇又多见材性资朴、材性不善之措辞及陈义。今本《性恶》篇正文20见“性恶”字眼实系西汉末年刘向等整理荀书时因篇中“善—恶”范畴对界及时兴“善—恶”对说思潮而擅改“不善”为“恶”字所致。《性恶》篇名应校为《性不善》或《非性善》或《性论》,以正作《性···
关于《中庸》中的戒、惧、慎独,郑康成、朱子、王阳明三人的解释互有关联而又各有侧重。基于此三人的解释,以事(身)、意念、心(本体)为线索,可概括出儒家修身工夫的三种进路,它们亦可视为儒家修身学的三个演变阶段。从思想史视野厘清这三种修身进路的特征,及各自的利弊和合理性,可为修身学及其实践的当下开展提供参照。
如果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威胁这一担忧基于人工智能有可能发展出自身的意识、意志和情感,那么,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儒家“万物一体”的角度来看,在拥有更强能力的同时,和人类同样拥有意识、意志和情感的人工智能,不必一定只能是人类的威胁,而是有可能成为人类的护卫和朋友,有可能是“福”非“祸”。
在中国文化中“三”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儒家的天地人相参是“三”,心统性情也是“三”。但这个“三”的意义究竟何在?在一个完整理论系统中发挥怎样的作用?人们大多语焉不详,更没有意识到它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思维方式。我的使命就是发现这个“三”,并由此建构一套系统的方法。这一成果是儒学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不管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学,我们研究规范性问题都需要历史感,比如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汪晖老师认为,不学哲学就不会问这些规范性问题,但研究历史,也有一些价值观。如果要研究当代政治,也一定需要历史感才可以解决问题。最后,我认为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非常重要。
朱子的“道体论”与“理气论”是否一体,以及其“道体论”内部究竟是保留形上-形下、道-物的二分,还是主张“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就成为理解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对此,黄榦选择慎言理气先后问题,通过引申朱子“流行全体即是道体之本然”的说法,转而强调“道体”的即体即用、即存有又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朱子哲学中的难题,并在···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
五四的“反传统”视域往往用“支持专制”来定性孔子以来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截然不同,前者是古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治世工具,而后者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天下为公”。董仲舒制度化“天下为公”的努力受到了古代帝制与五四思潮的双重否定,古代帝制“霸王道杂之”的治世理念限制住了儒家“君臣共治”的理想,五四思潮所···
乡村儒学是民间儒学的特殊形态。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荀子那里,儒学没有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之分别,却包涵着向多向度分别发展的可能性。真正的儒学民间化运动始于明代。泰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民间儒学、乡村儒学、乡村教化走向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完成体系化建构。泰州学派因此成为乡村儒学的真正源头。20世纪以···
《洪范五行传》是一篇阐释《尚书·洪范》的重要文献。从西汉尚书学的传承来看,其作者应该是夏侯始昌。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洪范五行传》把《洪范》的“五行”“五事”“皇极”等与“灾异”结合起来,建构了一套以“六”为标准的阴阳五行系统。其思想体系不但对后来的尚书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诗学、礼学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阳明心学既是主张知行合一的行动哲学,也是强调德性修养的心灵哲学。王阳明通过黄金的“成色”和“分两”隐喻,形象地论证了“德性—才艺”的关系问题。在阳明心学视域下,德性与才艺是一体成就的,德性的修养自然会带来才艺的养成,而才艺的养成也会促进德性的成就;在才艺的培养上,王阳明主张“随才成就”和“素位而行”。
近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做客北大博雅讲坛,为宋明理学“正名”,在比较视角下澄清对“存天理,去人欲”命题的误解,从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三个维度阐释理学之“理”的意涵,并强调理学思想体系历史定位的重要意义。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稿,经陈来本人审定并授权发布。
传统儒家的“生活政治”范式,将日常生活纳入社会政治领域予以思考,强调“存之所慎:齐、战、疾”,防患于未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秩序维系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危机来临之时,所要审思的不只是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处理方式,也应认真检视传统儒学文化现象及其行为方式。
本文旨在对《易》“时”初义的知识基础加以考辨,主要考察历代学者关于《易》“时”的理解。这些考察以知识之“时”作为线索,对包括两仪、八卦、太极、时位等重要问题都给予了某些新的解释。通过这一考辨或考察,期望对于《易》的解读能够回归其更为本初的涵义,对于《易》的解读能更加关注其中的知识因素与根源。
作为浙学的特定形态,王阳明的心学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浙中王门”,而且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表现为对明清之际的浙学,特别是黄宗羲思想的制约。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王阳明的心学也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印···
郑玄《礼序》云:“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孔颖达《礼记正义》、贾公彦《周礼正义》均有引用,使之成为礼字的标准释义。以体和履训礼,皆为典型的声训,郑玄也解释了其因声求义之理据:统之于心和践而行之。一般认为,二训分别基于《小戴礼记》中的《礼器》和《祭义》等篇,但在汉代训诂学传统中,郑玄应是首···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治体论揭示出了中国政治传统中的现实立国要素与理想变革之结构性原理,是对现代中国思维定势的一个突围。中国思想史研究并非单方面地让中国融入某种现代世界,而是应当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基于中国自身经验,形成我们对何谓中国、何谓现代的透彻理解。
根据《康诰》之政教理念,观照《大学》首句"明明德"语,可见其蕴含双重"明"义,实际上对应于"天命在周"这一终极状态;继云"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盖依循周公守成之教,呈现"承天命→保民→敬德"的推本逻辑。八条目"明明德于天下"至"格物"之论,乃承接这一推本逻辑而来;后续格致至治平之序,复由本及末,正面拓展出一条明德开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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