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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淼】论魏源早期理学思想及其转变

魏源被公认为是以今文经学为主的启蒙思想家，但从其思想整体上看，他不仅对今文经学十分推崇，还对理学思想也很是认同。魏源并没有否定理学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对道统传承十分关注，并且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一直深受理学思想范式的影响。

【蔡杰】尊王抑或尊天：基于人伦与性命的晚明治道重建

一代大儒黄道周面对晚明政治与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所提出的救治方案具有重要价值。理解其救治方案，可从《春秋》学角度着手，主要是挺立“尊天”一旨而倡导“天治”主张，具体可以从政治层面、伦理层面与性理层面等三个方面展开。

【陈明】霸王道杂之：中华帝国的政治架构与文化精神——基于文明论视角的宏观扫描

分别以个体和阶级为关键词的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都是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在这种意识形态里中国只是一个被定义解释的对象，其历史和内容得不到充分揭示和重视，而文明论范式则因文明体系预设而内在包含对中国历史与政治文化结构做出把握。本文认为汉代形成的霸王道杂之正是中华文明的政治文化结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与敬天法祖崇圣儒···

【白欲晓】回到儒教自身——儒教形态引论

儒教研究需要“回到儒教自身”以寻求关于“儒教”的切己描述。儒教作为“社会存在”，是一种公共—集体的“行为方式”，具有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并通过观念性和物质性的“结晶化”形式表现自己。“儒教形态”是对儒教结构功能及其历史特征的指认，也包含对儒教得以奠基的存在理解的说明。

【白欲晓】“儒教”：中国现代思想中的观念谱系

如果我们不执于一端而强作分别，就中国传统自身来说，“儒学”虽偏重于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实际上并不存在脱离“儒教”整体的“儒学”或“儒家哲学”，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与政治的、社会的、生活的实践活动是交织一体而互动的。“儒学”从“儒教”中被抽离出来而成为“哲学”，这正是“儒教”历史病痛的“症候”。

【白欲晓】周公的宗教信仰与政教实践发微

周公拥有大祭司、摄政王和政教宣化者的多重身份。在周公这里, 周人的“上帝”崇拜与“天”之信仰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周公“以德配天”与“制礼作乐”的文化与制度创设，既表现出理性的精神，又洋溢着对神道的崇敬。周公的政教实践，贯穿着道德的理想，但仍与宗教信仰相配合。周公之信仰与政教实践，对后世儒教有深远的影响。

【白欲晓】旧邦新命：周人的“上帝”与“天”之信仰宗教学研究

历史形成的周人宗教信仰具有复杂性。周人的"上帝"信仰虽然受到殷商宗教的影响却具有独特的内涵，"上帝"被奉为周民族的至上神和保护神。"天"的信仰为周人所特有，"天"被赋予道德理性并具有超越族群中心的特征，但没有独占最高信仰的殿堂。"上帝—天"的信仰结构是周人信仰的基本结构，在"其命维新"的政治与文化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白欲晓】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白欲晓】铸新魂、塑新形、赋新体——儒教传统形态如何现代转型

“中国儒教”的当代建设应该走“铸新魂、塑新形、赋新体”的道路。这里的“新魂、新形”, 其所谓“新”不是“新旧对立”之“新”, 而是“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之“新”。至于“新体”, 是指当代和未来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存在和文化发展。如何理解这个“新”, 需要儒者对于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运会的前瞻和把握。

【梅珍生】解蔽与启蒙：蒙卦的存在论诠释

《周易》所传达的“六位时成”观念，是对“存在”所具有的“空间性”“时间性”本质最恰当的揭示。对蒙卦作存在论的诠释，主要是为了探讨“此在”如何超越昏暗蒙昧的状态。蒙卦对“此在”状态及其去蔽的揭示，回答了“蒙亨”何以可能的原因，这就是“此在”在人生的共同筹划中遵从“敬”的原则。

【谢琰】制度之学的新开展——范仲淹思想重估

本文突破理学框架，对范仲淹思想进行重估。他的政治思想以“纲纪”为核心理念，细化的“条例”成为“纲纪”的核心内容。他的哲学思想紧密依附于政治思想，以简朴的“修身”理念为核心，“诚”与“中”构成“修身”的主要内容。合而观之，范仲淹思想的实质是制度之学，其三大特色是：史学立场，职能本位，修身出口。

【刘丰】制造“三代” ——儒家“三代”历史观的形成及近代命运

儒家在《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三代观念。早期儒家认为，三代之所以为一个整体，其根本在礼。从《礼记》等资料可知，三代礼制损益的重点在祭礼。儒家用德来解释三代历史的更替。正是德与礼的变奏使三代不但成为儒家文明与价值的源头，而且还在历史概念的基础之上发展为解释历史的模式。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虽然否定了儒家建···

【张新民】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 ——以嘉靖贵阳本《新刊阳明先生文录···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种类及数量之多，即使置于全国亦十分突出。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即代表官方的王杏与代表地方的陈文学、叶梧相互合作的产物，乃极为罕见的阳明文集早期单行刻本，无论是版本还是史料价值都极为珍贵。阳明文献在黔中地区的大量刊···

【姚海涛】龙与天道、人道——孔子、荀子对龙文化的拓展

孔子、荀子在龙的具体形象方面并无建树，其主要贡献在龙与天道、人道的理论贯通与文化塑造方面。其对龙文化的新推拓主要体现在龙德与天道方面，具体阐发了龙之德的三个方面，即神圣之德、玄妙之德与君子之德。龙德与人道中蕴含了龙之善恶，以龙喻君子、圣人、君主，龙与人间社会之礼三个层面。

【王泽春】儒不是诸子统称补证

章太炎认为“儒”的含义很广，可以分为“达”、“类”、“私”三种。他根据《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与“坑儒”在《史记》中被称为“阬术士”，得出儒等同于术士；而术士指一切有道术者，由此认为作为“达名”的儒，是先秦诸子的统称，可以涵盖一切思想流派与方术技艺。但细绎章太炎引用的材料不足以证明这一观点，即不存在可以涵盖一切思想···

【姚海涛】“新闻”与“历史”融通的一种解读 ——以现代记者与古代史官为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今其实并没有我们今天通常认为的不可逾越“鸿沟”，而是一体无隔的关系。现代记者与古代史官可对接、契合甚至融通之处可从新闻与历史的相似性、监督职责的神圣性、实录性，以及需要共同具备的“四才”四个方面进行如下解析。

【白欲晓】儒士与儒教士：文化身份与精神类型的探究

“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

【李承贵】禅宗与朱熹理学的离合——以朱熹对禅宗的理解为视角

由于朱熹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亦由于禅宗有满足朱熹理学所需之内容，因而又选择性地吸收了禅宗的元素。因此，禅宗与朱熹理学关系便呈现为“离合之相”。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禅宗语言方式的批评、对禅宗义理走向的预测、对禅宗伦理失范的忧虑、对禅宗工夫走偏的警示等，不仅对佛教，而且对儒学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特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