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今其实并没有我们今天通常认为的不可逾越“鸿沟”,而是一体无隔的关系。现代记者与古代史官可对接、契合甚至融通之处可从新闻与历史的相似性、监督职责的神圣性、实录性,以及需要共同具备的“四才”四个方面进行如下解析。
“儒”经历改造,至孔子遂有“儒士”的诞生。“儒士”为“志于道”的“传道者”。汉以后的“儒教士”乃“儒教”的文化担纲者,是自觉地为大一统国家进行神义论和道义论证明并致力于政教实践的新型儒者,与“儒士”存在着身份和精神类型的差异。“
由于朱熹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亦由于禅宗有满足朱熹理学所需之内容,因而又选择性地吸收了禅宗的元素。因此,禅宗与朱熹理学关系便呈现为“离合之相”。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禅宗语言方式的批评、对禅宗义理走向的预测、对禅宗伦理失范的忧虑、对禅宗工夫走偏的警示等,不仅对佛教,而且对儒学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特殊的启示···
钱穆先生早就指出,理学以“性即理也”解读《中庸》的“天命之谓性”,进而“分割性情为对立之两橛”,并非《中庸》原义。郭店楚简的出土,打开了孔孟之间人性论发展的历史维度,表明孔孟之间流行的儒家人性论的主导思想是以情论性的性情论,性情论的视域使得回归《中庸》人性论的本义成为可能。
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心是谓中》提出每个人都不能把命运完全交给鬼神与天,人也可以操纵自己的死生,这种改变命运的思想倾向与《命训》较为相近,并影响到《荀子》。此文的撰作时代有可能在战国前期到战国中期之间。作为一种没有特定学派倾向的政治思想,《心是谓中》对于促进战国中晚期君权的隆升、对于促进个人身心的解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易》不仅是“群经”之首,其阐发义理的模式亦堪称典范,并对中国诗学阐释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深层影响。《周易》天、象、经、传的历史演进方式形成了以天人互感、拟象立意、义理注入为主的三种阐释模式,它们在诗学阐释中被具体体现出来。
阳明是很清楚地看到了朱子的论说所存在的问题,从而用种树的方式描述心学的工夫。起于心意的正与不正,终于正心意的不正,用私心去看成圣之学看出来的大多是森林的模样,再进一步也不过是一棵棵树木,这是逆的会使人倒做工夫的,亦是静的会使人分段做工夫的,只有用心去体会才能感受到生意的流转变化,是动的,是顺的,是生意且不息的···
民国时期对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解读,既有以谢无量《阳明学派》为代表的从认识论、伦理学角度的解读,深化了对于知与行不可分割的认识。重要的是,研究民国时期对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不同解读,有助于弄清从王阳明“知行合一”到今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思想发展过程。
程颐“天理”观念的内涵可以在易学哲学的视域下加以解读。在易学诠释中,程颐引入“所以”概念表述天理,揭示出其所蕴含的事物活动之法则与事物生成之根据两重意涵。此两重意涵的统一,意味着天理必须被把握为“所当然”之理,其作为对于事物活动之“所当然而不容已”的本质趋向的规定,构成了易道“生生”变化的普遍基础。
“自我—转化”与“超越的突破”均是轴心期的特点,惟有中国文明其“自我—转化”“超越的突破”始终在“世间”与“超世间”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轴心文明中普遍的“自我—转化”现象在儒家这里始终是在人间化、人伦化、在地化乃至肉身化之中展开的。儒家对修身之“身”的理解,本身就决定了中国文明之轴心突破的这种以人为中心而贯通“天文”与“地文”的···
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与“封建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纠缠状态,并且为寻求解决这种历史纠缠进行了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1928年4月,国民党青年党员十七人联名呈请中央政治会议撤销孔子后裔衍圣公尊号,并没收曲阜林庙祀田,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改革曲阜林庙案。改革林庙案遂成尊孔与反孔之总对决与分水岭。该案成因之复杂、延宕之持久、牵涉范围之广泛为民国儒学史上所仅有,凸显了党内外在文化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和儒家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深厚根基,同时也为认···
阳明后学邹守益、王畿、罗洪先等在良知本体论的基础上发展出多种路径的工夫论,然而,他们共同遵从本体上着不得工夫的这一前提。其中,未发戒惧工夫是这一原则的临界点,终于在明晚期有所突破。针对当时学界工夫离于本体和只谈本体不谈工夫的两种情况,学者如刘宗周、孙奇逢等不同于前人所谓“合于本体做工夫”,提出工夫应着于本体而非···
在张载对“形而上”的辨析中,“形而上者,得辞斯得象”与“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代表了他对天道本体及其形成进路的思考,并由此甄别“太虚”与“太极”,最后以“太和”代表二者超越的统一;继而通过“其性”与“其形”的比较,将“太虚”与“太极”的统一拓展为一种本体宇宙论,这就成为二程“天理论”、程朱理气关系及其“理一分殊”说的根源。
以往对咸卦的解读多不能切近其本义。事实上,咸卦的主题是讲交往处事的道理或原则。关于卦辞,传统解读多基于男女相感来理解,其实卦辞着重强调的是屈身虚己、礼贤下士。关于初爻,诸家均未着眼于足拇趾与其他足趾的不同去体会“拇”的本质特征。
从神化体用论来看,张载思想中长期争论的虚、气关系问题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虚气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体用关系,虚相当于神、气为化用。这种体用神化论,与玄学的有无论、佛学的色空论,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儒家体用论的生生活力。
在以身体为呈现焦点的存在论中,牟氏理论中身体的“空场”不再是“无”,而是一个相对于直接显现的“不-现”,这一“不现”也即存在论意义上的“能现”,即,使“心体”之显现成为“现前”的“不现”之整体;由此,亦可以说,“身体”乃是“心体”这一“现前”所允诺的其他面相和可能,两者在分解意义上的回环交织能够为我们开显出具有更加丰富宽广内涵的中···
明中后期书院在历经百年沉寂之后得以走向兴盛,与心学的结合密切相关,而心学的流播与发展无法脱离书院这一载体。明代心学名儒湛若水将抽象的心学思想融入书院具体教习之中,使二者紧密联系为一体,不仅映射了心学与书院的结合,更是将内向性的心性理念转为外向性实践。
人贵有“辨”的道德理性主要解决了人物之别、天人之分与人自身结构之辨。由“辨”而“辩”的语言逻辑明确提出了君子必辩以及期、命、辨、说四种思维形态。礼治之“辨”的社会治理方式则蕴含了社会人群的等级贵贱之“辨”、亲疏、远近之“辨”以及和同秩序之“辨”——明分使群的礼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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