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卦上承屯卦呈现出万物初生的“充盈”状态,下启需卦表达的对万物以“育养”的主旨,“盈—养”之间正是“稚而萌”的生存状态,预示发展倾向的各种可能。它们(可能性)既是“盈”之生命力的表现,也是“养”试图使之走向现实性的出发点所在。
「真知是否必然能行」是困扰晚年朱子的一个重要问题。朱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知而不行(意不诚)的原因归于知不真(知不至),秉持一种真知必能行(知至必意诚)的思想。朱子晚年之时,在与弟子对话中,其意识到自己的知至必意诚(真知必能行)思想实把为学工夫全部放在格物致知上,有取消诚意工夫的嫌疑,不符合《大学》的义理结构。
章太炎与廖平在经史观上存在显著差异。章太炎提出“六经皆史”,解构了传统经学的神圣地位,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开放,促进了学术范式的重构。廖平则坚持“经史分立”,认为经学与史学在性质、功能及价值取向上存在本质区别,并通过对微言大义的深入阐释,维护了经学的独立性与神圣性。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
当前民间儒家教育正处于一个深刻反思、自我调整的过程,其发展已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多样化态势。未来可以期待会有更多不同教育理念、不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私塾、学堂和书院涌现。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予民间儒家教育实践者以足够的时间和宽容的空间吗?
以孙中山研究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学术意义在于:孙中山在民国时期的思考和实践,不仅为儒学与自由主义深入对话提供了基于历史学的实证材料,也为理解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共识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民国时期的分歧与共识,或能够成为当下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重要议题来源。
“性情”这一范畴,既与“天”“道”“命”等形上概念相关,又与“人”“物”“欲”等形下概念相契,它首先是先秦儒家“究天人之际”(所谓“性与天道”)的思想结晶,而后乃成为人性论的重要成果,进而转化为传统儒家诗学的核心范畴,成为衡量和评判诗之本质和诗之境界的根本准则。
《中庸》开篇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纲领。教育首先是“修道”,而不是知识灌输和职业技能培训,更不是刷题升学。在今天这个工具理性和数字化考核的时代,重温修道的教育思想,回到教之为教的本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思想学术研究依照西方模式的现代转型,加之长期以来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思潮,亦使学院学术退居单纯知识性、学科化的一端,而失去了其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和教化的作用。这种社会民间性教化机制的缺失,正是当下分科化体制教育缺乏自身“通”性内涵之种种弊端的原因所在。近年来,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古典学的学科建构,体现了中···
荀子以礼或礼义为道,他对“礼”之起源、功能和意义的解释主要有四种:一是“礼有三本”的解释,这是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解释祭、丧等礼仪的起源和意义;二是“礼者养也”的解释,这是从社会政治哲学的角度,解释礼义规范何以必要的问题;三是“百王之道”的解释,这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解释“礼义之统”的形成;四是“礼义生于圣人之伪”的解释,这···
朱子之所以重视《太极图说》,乃因其为形而上学之架构。但因作为《太极图》本体之“太极”乃一思想物,故濂溪所建构的形而上学为消极的形而上学;这一消极的形而上学使得濂溪合道德学与宇宙论而一之而建构道德形而上学之企图未能完成。真正要完成道德形而上学建构,形上本体须作哥白尼式之扭转,即由思想物之“无极”转化为可觉证的“心”,···
阿奎那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建构了系统的“习性”理论。《孟子》气论的诠释难点,如身体之气与精神之气的关系、志与气的关系、养气与性善论的冲突等,可以藉由习性论来解决。气论与习性论具有不同的形上学基础,分别从静态和动态方面把握了习性与气的本质。习性论能阐明许多孟子“难言”处,彰显孟子使用“次”“馁”“养”等隐喻的妙处;而孟···
本文考察了《荀子·富国》的“道”与“技”思想,以“明分使群”解读荀子的礼思想基础上的“道”“技”观,认为早期的儒家思想中体现了尊重知识、分工合作、服务人本的意识,通过对技术和技能者的重视即“贤者得进”来规范和稳定社会秩序,从而“兼足天下”,达到富国与治道的理想境界。在早期儒家礼学思想体系中,“百技所成”“知者为分”“任智进贤”统···
对“雅人深致”的正确解读,既是诗学问题,也是人学问题,既关乎诗教和诗品,更关乎人教与人品。谢安是《世说新语》中记载最多的魏晋名士,他对于中国“雅文化”的形成厥功至伟,其“雅人深致”的诗学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阐释空间,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世说新语》的诗学价值。
杨祖汉的朱陆会通研究集中在“本心”问题的讨论上,无疑是找准了切入点。但从工夫实践角度看,朱陆对立的根源在于“本心”认取和长养方式的不同。朱陆“本心”概念差异化的澄清,是会通工作展开的基础,同时也促成朱子“心”概念多义性的融贯解释。
哀公十四年的“所见异辞”句与经文、传文的上下文并无关系;可能是何休之后,义疏、音义之前,通行本的传抄者根据石经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有“所见异辞”句给何休本补上了“所见异辞”句。隐公元年、桓公二年“所见异辞”句的解诂,哀公十四年、文公十八年解诂的错简就更加严重了。
温海明教授的大著《论语明意》即将付梓,承其美意,命我为序,坚辞不获,不得不勉为其难,聊叙拜读之心得如下。
以形塑共同体为指归的身体隐喻,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基于肢体器官的“一体化”,赋予心或首支配地位,强调主从协调对于共同体良性运转的意义;二是基于身体与其活动空间的嵌套关系,将身体与共同体同构化,使身体生来就背负着诸种责任
朱熹是重视《孝经》的,因为《孝经》中蕴含着义理。他认为《孝经》传自孔子与曾子答问的内容是“经”,其他“杂引传记以释经文”的内容属于“传”。朱熹持仁体孝用的观点,从天理论高度,阐述了仁之未发、已发与孝的关系,构建起一个能够解释所有人际关系的“孝—礼”结构。
王国维的殷商历史研究,在维护中国文明古国身份、巩固中国文献真实性权威性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虽然篇幅很短,却重若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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