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之不同于新儒家的关键点在于他们对政治的思考进路不同。新儒家认为秦汉以来儒家法家化,以两千多年的儒家政治为黑暗专制,钱穆认为这不切于儒家与中国历史实情,是“偏激的虚无主义”。
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说包括提倡“走出疑古时代”和“走进释古时代”两个层面,后者在论辩的过程中被突显出来。“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体现了当代中国古典学术运动和中国人文化心态的一次重大转向。
在《周易》当中,“生”的内涵包括“生”的能力、“生”的过程、“生”的特定状态以及引发、逻辑推演等多重含义。而当“生”演变为“生生”而成为哲学观念时,生生能否担当起“本体”的重任,就成了必须回应的问题。
医学伦理学与文化紧密相连,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中国文化的关切。中国医学伦理学再启程的文化关切的方法论是在调节性原则和构成性原则之间进行反思平衡。
本文通过对牟宗三的“性”的概念及其五义,“性体”的概念、性质及其分际,“性体”的呈现与实现三个方面的探讨,解释了其性体如何可能的问题。在牟宗三,性体如何可能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主客观统一性原则”的实现,在理论、形式上符合“圆教模型”;亦是“乐的境界”的实现,在实践、内容上完成了“圆教”之建构。质言之,“性体”概念···
在明代中期理学学派对峙的历史语境下,罗钦顺先后就格物、良知、儒释等问题与王阳明、欧阳德、湛若水等同时期学者展开了争论。对于王阳明,罗钦顺就格物的诠释方式与诠释逻辑提出了批评;对于欧阳德,罗钦顺就良知与知觉的关系进行了质疑;对于湛若水,罗钦顺就陈白沙是否为禅学产生了争辩。这些学术争论在时间、主题、立场、观点等方···
严复从社会政治角度提出“至仁”说,不赞同以“至仁”立人极,但称赞尊重自由且约束私欲的民主制度为“至仁之国”,开创式地从政治国家而不是个体道德层面落实仁政。严复独树旗帜地译介西方科学重塑“仁”范畴与仁学命题,建构起“新仁学”,与彼时仁人志士共同推动以仁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开启近代化进程。
古籍、考古发现和星图模拟表明,中华农耕文明自兴起之始就形成与生计、知识、道德和信仰等息息相关的天人合一论,观天者通过祀天之礼乐实现知识传授、道德教化、信仰表达等功能。天文科技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辩证互动驱动华夏大地如满天星斗般的古国向多元一体王国发展,礼乐损益和器物技术发展从属于这一过程。天文学历经漫长时间···
董仲舒建言武帝采取积极的风俗治理与民众教化政策,改造人性与改造社会两不误。教化是天子的教化,而不是儒家的教化,天子是董仲舒国家教化的法定主体。天子、君王布施德教,民众则自然改变不良习惯,社会风尚都跟着好转。实行以官化民、以官为师的治理路线而上行下效,官不正则民不正。董仲舒倡导的是一种德教,而不是刑教、法教。秦···
林安梧是用生命践行儒家圣道的哲学家,他的《论语》解读带着饱满而充沛的儒者情怀。他的解读体贴孔子与弟子们讨论的缘发境遇,不断穿透并转化孔子师徒对话的文字深意,超出了大部分现当代注解。林安梧用他的生命经验验证孔子的哲学思想,其《论语译解》体现了一个儒家哲人对圣人之道的深切体悟和精准理解。
宋代以后,“参前倚衡”成为固定的理学话语,其意义发生拓展与变迁,不仅与存诚、持敬等心上功夫相贯通,并指向“参前倚衡”之“见体”的精神体证,折射出儒学修身工夫与境界体验的深层化、细密化发展。
孔子的教育哲学及其教育实践是讨论古典教育的最佳范本。孔子教育哲学以强调“忠信”等自然美德为基础,以守护这些自然美德为旨归。以孔子教育为代表的古典教育是一种精神教养和美德塑造。
“心外无物”本应为阳明对治时人外求内溺之病的良药,但这种提法却反而遭到人们“是内非外”的质疑。阳明是否可以回应这种质疑,此问题颇值得探究。可以看到的是,阳明之所以提出“还他一‘物’字”的说法,针对的就是把物视为观念物的内化倾向。“还物”即是要归还心与物在实存中一体相连的本然样态,从而摈弃对心物关系作一种内外、主客式的考···
就中国正义论的形成来说,荀子是集大成者,也就是说,到他这里,中国正义论就基本定型了。所以,我对荀子思想高度重视。研究中国思想和儒家思想,不谈荀子是不行的,因为他是一个枢纽性的、承前启后的人物。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者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
湖湘学王霸观的核心创见是基于对《孟子》“五霸假之”的创造性解读而提出的变霸为王的思想。胡安国认为霸者久假仁即真有仁,即可变霸为王。胡寅将“久假”与《中庸》“勉强而行之”对应,为沟通王霸提供礼学支撑。胡宏虽否定霸者假仁不归即可成为王者,但肯定“假仁”构成了霸道的内核,并将霸道置于良好政治的序列,且为此提供坚实的理欲观基···
《尚书》中对治乱的忧患性认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判断、观念型塑、理想构划等,以“原初性形态”展现了儒家政道与治道的缘起及其发展,对于理解人类治理活动的本质以及现实的人类政治发展具有启发意义。
现代新儒家关于王龙溪“见在良知”的相关论说有“传统本体工夫论的现代诠释”与“心性本体的现代建构”这两个重要向度。牟宗三更通过与康德哲学的对勘,经由古典本体工夫论话语到现代哲学话语的“脉络性转换”,在以“智的直觉”“理性底事实”为底据的“道德的形上学”的建构中重新激活了“见在良知”说。
厉王被放逐是这些矛盾的集中爆发,共伯和摄位则是对这些矛盾的弱解决。但是传统“王者”观念最终牢不可破,宣王抛弃“帝籍”,以唯一之“王者”居“王位”掌“王权”——西周王朝的最终破灭,标志着中华文明史上的人文性政治理念从此与政治实践脱离,成为思想者的永恒梦想。
程朱通过对咸卦的诠释,并且基于对本性的理解,分别从“感应之理”(天道)与“感通之道”(人事)两个层面讨论感应问题,将感应视为万物本性由此引发而得以实现的过程,同时,感应的必然性来自本性实现其自身的要求;将感通理解为朝向超越性的开放,并以此为基础使得万物各正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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