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从春秋战国政治现实出发,反思了“谁之国家”“何种国家”“谁之安全”“何种安全”“何以安全”与“谁享安全”等问题,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家安全思想。针对先秦时期的国家危机及其原因,先秦儒家提出了道济天下以卫治道、仁政惠民以得民心、尊师重儒以广教化、正名养心以正人伦、明善诚身以位天地等解决方案,主张享受国家安全成果的主体···
从思想与人物看,孔子等经典儒家阐明“仁道”,强调“为仁由己”“敬鬼神而远之”,为儒家的现世拯救找到了内在的人性根基,天道、人心由此成为国人的基本信仰。儒学在成为国家主导思想之后,又反过来陶冶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现世精神从此在本民族心理中积淀下来。
超级完备性学说的儒家需要打散结构、分散功能,是适应一个价值、知识和秩序均已多元化的社会机制。在心灵(神性)秩序的建构上,儒家转向儒教;在社会秩序上,儒家转向了哲学;在义利关系上,儒家转向了伦理学。古代儒家勿需这种分流即可整合社会秩序、德性秩序与心灵(神性)秩序;在现代处境中,儒家的三种转向努力均有收效、均受考验。
郑玄对《论语》意义世界的建构,重在构画出孔子之圣人形象。孔子隐圣同凡,以谦卑的姿态诱进和教化世人,与凡民共同生活在礼仪共同体中。而礼仪法度实则正是源于圣人之制作,圣人是秩序和文明的开端。制法的圣人与谦卑的圣人构成了圣人的两面,而这两面恰体现于《乡党》一篇中。
一方面陈焕章主张按生产能力分配,并用“禄以代耕”合理解释了不同劳动的价值大小;另一方面又通过“不与民争利”原则限制差等,使其更符合公平正义。陈焕章之所以如此重视儒家的公平分配,是因为要回应工业时代中国何以生产滞后的问题,故而他对西方分配正义学说和经济学方法的使用是一种移花接木、六经注我的形式。
传统礼乐文明在近现代呈现为解体与重构的双重变奏。就对礼乐的现代性诠释而言,贺麟集民国学人之大成,强调礼的宗教性、道德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一方面主张吸收耶教的精神以充实礼教的宗教性,这是对孔教派将礼宗教化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将康德在知识论中的先验感性时空引入行为领域,认为礼是道德律与由理性所规定的时空的合一,其···
《孔子家语》与郭店楚简的“民之父母”彰显出了忠孝两难的现实困境。《孟子》“为民父母”则以“仁政与王道”强调了对统治者的期许与对民生、民权的重视,《荀子》则集“民之父母”之大成,从理论层面解决了忠孝两难困境,涵具了后世“父母官”的大部分意蕴。
《荀子》写作方式、天人观皆透显出其对智性的大力阐扬。建基于此,荀子重智与科学间的关系呼之欲出。前贤对荀子与科学间的关系概有肯定说、否定说与关联说三种观点。其中关联说最为客观中肯。
今天建基于“国性”“特殊性”而来的对传统的辩护,在列文森看来都不够充分。不过,列文森的这种“一元普遍”的观点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检讨。总之,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的普遍性,如何理解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些是我们面对列文森的“剃刀”时所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可以从以下四项内容理解这种“一体性”:一是“中国”认同,它构成多个具体民族的凝聚中心;二是“礼义”,它意味着一种基于华夷之辨的文明论归属;三是“斯文”,一种超越具体族群及其社会的文化宇宙;四是“经史”,一种在民族混杂流变中的处变贞常之道。
朱熹对孔子生平自评的译注,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1、神化了“不惑”和“耳顺”;2、以朱熹的天命观取代孔子的天命观;3、译注着眼在“下学”,低估了孔子的人生境界;4、割裂了孔子一生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间的联系。孔子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学道、立道、信道;后半生,知天命、顺天命、合天命。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
汉儒多以“天道”关乎上帝和群神,能决定吉凶祸福,带有人格化、有意志、宰制性、神秘性的色彩,且常为之占,是为国之大事、政之要务。所以,“天道”首先是宗教命题,至少是宗教与哲学并列之命题
杨先生以《贡献与终结》为是著命名,可见其对牟先生的思想有赞有弹。所赞者,在牟先生所传承之心学尤其是十力学派的道统与学统;所弹者,在牟先生的具体立论。然学以载道,如何立论事关道统与学统的正当与传承。
“性恶心善说”是近年来针对荀子人性理论提出的一种新的诠释。这种诠释于“性恶”和“心善”两端似都有可商榷之处。以物质欲望本身的特点为恶,还是以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的结果为恶,这是“性恶”需要讨论的问题;缺乏仁性的有力支撑,单靠智性的认知之心唱独角戏,能否保障心必然为善,这是“心善”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是否有必要将《不苟》确定···
经学中的“宾礼”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概念,《周礼·大宗伯》只有“朝、宗、觐、遇、会、同、问、视”八种极为简略的定义,经过郑玄、熊安生、孔颖达等人的注疏,宾礼从诸侯朝天子泛化为天子、诸侯、卿、士等贵族之间的相见聘问礼,也指代不臣服于天子的特殊群体之礼。现今学界将“宾”“客”“宾礼”“客礼”视为具有清晰内涵与外延的稳定性概念···
陈焕章认为缺乏道德根基的放任主义只给强者带来利益,必致社会分裂和崩溃。为了阻止经济的去道德化,陈焕章认为社会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经济双重动机之上,并建构了以美德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学。
章太炎在“回真向俗”阶段给予孔子一种深度的哲学诠释,这种诠释可一言以蔽之为“断所知障而不尽断烦恼障”。章太炎的孔学诠释既在最高的意义上推崇孔学智慧不亚于佛学,又突出孔学作为世间法的儒学特色,不仅注重孔佛之同,同时观照孔佛之异。
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
蒙培元在其数十年的研究工作中,不仅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力重新梳理了儒家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而且以其深刻的思想洞见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情感哲学”(学界称为“情感儒学”),包括其中涵摄的次级理论“心灵哲学”和“生态儒学”。
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究竟是否为专制的问题从未缺乏过探讨。如何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上建立新制,是现代新儒家共同关注的话题。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既要正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也要明确“专制”概念的中西差异,而不是一定贴上“专制”抑或“非专制”的标签,这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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