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阳明心学的兴盛,明代经学虽然在知识层面上“极衰”,但经学所承载的圣学精神却在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传人那里得到身体力行、发扬光大,而这正是今天重新发展经学所宜留意之处。
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
儒佛之辩在宋代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宋初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北宋理学创立期注重儒佛大防;南宋深入理论内部进行思想辨析。宋代儒佛关系错综复杂,是因为随着儒学自身的发展,辟佛的重点、辟佛所要达成的目标也在不断变化。
公羊学家通过对为父绝母当否、为国诛兄义否、为父灭国可否三事的讨论,提示出一条新的路径:重视秩序建构,申明公高于私,在严辨公私之分的同时兼顾亲亲之恩,既避免了因人情泛滥而导致的以私灭公之弊,又规避了因过伤人情而流于暴政之患。
在朝鲜人笔下,汉人会为衣冠头发而哭泣,有人因见衣冠而提出想逃往朝鲜,还有人通过偷穿戏服、家藏旧衣或朝鲜冠服来体验“汉衣冠”。甚至满洲人,也对“汉衣冠”表达出欣赏与向往,其中或有夸张与想象。到晚清,朝鲜人则配合清朝防范太平天国可能利用“朝鲜服色”。衣冠头发之悲,则指向了明治维新后改穿西装的日本。
《易传》中的乾元与坤元到底是一或二,以及太极与乾元、坤元的关系问题一直伴随着中国易学诠释史和哲学史的发展。清代汉学兴起以后,不少易学家又在汉代易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思路。惠栋以“元”解释太极,反对以“无”来解释太极。张惠言从画卦的角度以为乾元即是画卦的一卦始基,也即太极,并且直接断定“坤无元”,此说为姚配中···
明儒罗近溪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及工夫追求,建立了一个以易学的生生观念为形上基础,以“不学不虑”“百姓日用”为工夫判准,以“赤子之心”和孝弟慈为核心的仁学体系。这一体系十字打开,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是儒家仁学本体化、社会化在明代最成功的范例。系统阐发罗近溪的仁学思想,对于建构当代的新仁学,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朱熹的礼学思想受到了张载的礼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礼为教”、“尊礼贵德”和生活之礼这三个方面。朱熹对张载之礼既肯定又有所发展。朱熹主要解决理论系统内部存在的风险和系统外部学者的挑战,意在正君心;张载主要是解决秦川之地周礼疲弊的问题,意在移风易俗。由此可见二者的区别与联系。
孟子对仁之实的讨论,是在文质论的架构中展开的,需要加以节文,而对仁之端则需要扩充。这两个方面并不相同,是交错展开的。作为仁之实的事亲即亲亲,根本上来自生生,却不等于自然的生生,而是因对生之反思性确认而产生的德性,这与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伦理是非常不同的。由消极的恻隐之心来理解人性,是孟子人性论中非常独到的人性论···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
鲁穆公时代,一些心系鲁国之士在比较齐鲁两国发展道路及政治现状的基础上充分注意到了“尊贤”的重要性,进而导向两种学说:墨子贯彻了彻底“尊贤”的原则,明确打出“尚贤”的旗帜,由此发展出一套功利之学;子思则逼问“尊贤”何以可能,深入探索“知贤”的理论问题,藉此将儒学引向了一种心性之学
孔子仁学重心不在于从认识论维度界说“仁是什么”,也不单纯在道德层面表述“应该”,而是更多地关注身心合一。这种审美境界的仁学,对外在客观必然性已有所超越,其中蕴含自由与自由意志色彩。弟子曾子从两个层面深化孔子仁学:其一,从气论论证“人性仁”;其二,从工夫论的视域诠释仁,将仁学“下贯”于经验世界劈柴、挑水生活之中,形而上···
从个体生命养护的角度看,孟子的学说可以视为一种养生哲学,其宗旨是“事天俟命”,即养生以事天和修身以俟死。由此,养生获得了终极信仰的意义。就此而论,孟子的“心学”就是一套养生心法。
讨论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绕不过熊十力。在熊十力看来,自己的体用论、天人论等便是对阳明良知说的当代价值的揭示。其核心是把良知与“大易”合而观之,让“良知在什么意义上是本体,在什么意义上又不是本体”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在人类存在状态还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熊十力“乾坤互含”及“乾统御坤”的本体论立场、量论以通玄的方法、···
说到魏晋风度,当然离不开药与酒[1]。有意味的是,药与酒,虽都是诉诸口腹之欲的身外之物,最终却极大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一方面,这当然与魏晋特殊的政治社会生态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视为思想领域中诸如“形神”“内外”“情礼”“名教自然”等的紧张关系,在士人心态和行为方式上的折射和投影。
熊十力在其体用哲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经历了一些思想转变,其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体现在他对众生是否同源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在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中期以前,他认为有情众生各有自己的本源和宇宙。然而,到了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他却一改之前的看法,坚称众生同源、万物一体。
儒家的“天信仰”也被统治者所接受,历代王朝的“祭天”大典,是儒家“天信仰”的制度化表达。儒家的“天信仰”也深深影响了百姓的生活,民间的“拜天”“敬天”,可谓儒家“天信仰”的生活化体现。儒家的“天信仰”,实为尊崇上天、循守天道之“权利”的行使和表达。
孟子志在兴王道仁政,他要自别于挟术自重游士的“妾妇之道”,另立道统,以道导政,担任君师,引领君心通达圣王。与先王不同者,新王是由贤相辅佐而成,其最重要的德性不在于自身达成圣境,而是能够将国家托付给贤相与王者师的指导。
在传统社会,“道德”或“仁义道德”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孝悌到为政、从情感到礼法、从需要到权利、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治理和民生疾苦等无不与之相关,并涉及儒道墨等各家“仁”说。得“仁道”者生,但“不仁”之道也有自身的价值。从仁义到“生生”,都在不断充实着“道德”的内涵并为其实现提供最重要的生机活力。
本文以张、程对天文现象的关注程度和解释方式的不同为核心,揭示出张载的形上学建构中引入“鼓天下之动”的“神”在思理上的必要性。张载之所以措意于天体运行和天文现象的理论阐释,根本上还是由其对风俗教化中复原古代礼乐的切要性的信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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