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根本精神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华文化的人文主义与重德精神、中华文化的人伦主义及其群体精神、儒家伦理的等差精神、儒家伦理的绝对义务精神。
因西汉儒学着力建构政治合法性思想,“河洛”亦获得了新的内涵:司马迁发挥“河洛”的地理文化意义,主张超越“形胜”而追求“德胜”的治道思想,以三代礼治所体现的中道原则建构其政治合法性思想;刘歆通过八卦、《洪范》赋予“河洛”以“经”的内涵,建构他的正统思想,藉此解决西汉的德运问题。
在《大清通礼》中补充士庶礼仪的相关内容,并突出《通礼》简明易守的规范性格成为清朝统治者伸张皇权、推行教化的重要举措。但是,形式上趋于完备的《大清通礼》在各地的颁行情况并不理想。随着道光朝续纂《通礼》及依据《会典》《通礼》制作的“简明规条”的刊布,《大清通礼》的相关内容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与普及,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构···
后人对孔子形成了创新与守旧的不同认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维世界:“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分别针对文献整理和口头诠释展开。。汉代文本系统产生的古文经和口传系统产生的今文经的争端,可归因于孔子“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的命题,以及周代“文”与“献”之间的辩证矛盾。
儒家讲的超越是现实世界之中的超越,是由自我趋向他人,在空间上指向前后左右,在时间上指向过去和未来。通过趋向他人,尤其是子孙后代,赋予当前的所作所为以价值,从而让自我在与无限他人的关系中摆脱自身的有限性,并在这种无限的关系中让自我“立”起来,获得自己的身份地位。
潘光旦发现儒家思想蕴含着社会生物学的影响因子,且早已达到相当的学理高度,双方在义理上实现初步会通。以《中庸》“位育”之道为核心,他对被误读的“进化论”予以厘清与延展,削弱了“进化论”中的竞争存亡色彩,增加了“和合共生”的理念。在看到儒家思想的弊窦浸润家庭的同时,试图保留其“推爱”的可取之处,倡导折中大小家制,避免其被粗···
:远古时代,诗与歌,或者说文学与音乐本就是一体的,《诗经》作为一种诗、乐、舞三合一的“混合艺术”,最早揭示了诗与歌离合与正变的内在规律。而作为“阅读文本”的现代新诗则不同。尽管其也以“诗歌”标目,本质上却与“歌”毫无关系,加上其失去了礼乐和伦理的约束,在“以义为用”和泛个人化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只能走向“曲高和寡”与“曲低···
朱熹反对将“继善成性”等同于孟子言性善,并由此批评程颢的“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的表述,既本于他对“继善成性”的解读,也与他重新解读孟子言性善而讲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有密切关系。
王利器那一代学者在经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之后,从中领悟出保身之道:“宁左勿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王利器对颜之推缺乏了解之同情,更谈不上对先贤的礼敬。21世纪的今天,有的学者仍然坚持王利器对颜之推的批评,故对这一误读、误判有重新厘定之必要。
中国伦理学建设不仅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性文化建设要素。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尤其是西方主流伦理学理论的输入,中国伦理学面临新挑战。
“献诗以谏”在周王室衰败的两周之际走向兴盛。纳言、谏诤制度的兴衰与《诗》的采集、编纂密切相关。“纳言”这一话语表述在周代的一以贯之与诗的谏诤目的是先秦史书不存“采诗观风”之说的根本原因。儒家根据学派传《诗》、习《诗》目的,将《尧典》的“敷言以奏”具体化至《诗》的采集,形成“采诗观风”话语。
牟宗三将历史视作“理”在人之行事中的展开过程,因而人性论是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理论中介。“理”分为“实现之理”和“形构之理”,表现在人性结构中就是“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分析的尽理精神”,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就是这两种理性的实现过程。
圣王将知性发挥极致以制定法则,常人则通过知性理解礼法的客观实在性和有效性以理解并遵守规范。这是沃格林所谓由紧凑型宇宙论到生存论分化中的理智性神显论证,荀子及其圣王通过开发知性来回应神性显现。
朝鲜前期的“四七之辩”在朱子学的框架之内展开,退溪力图以“理发”凸显“四端”的超越性,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异质异层的两种情感。而栗谷恪守朱子“情即气”的界定,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同层包含的关系,并以至善之“意”作为引导“情”的超越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道德情感的替代性方案。
人上应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下启后续新儒家的思索,在对家庭的立场、家庭对个人的意义、家庭对社会的意义等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独特认识:熊十力侧重“破家”“革家”,梁漱溟主张“立家”“育家”。二人家庭观的分歧之因由主要涉及学术层面、政治理想和个人成长环境三个方面。
苏轼具有强烈的承道自信和传道意识,苏学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视为儒学正统。苏学虽然在北宋后期遭到新党集团的严重打击,但最终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强势反弹,并在宋孝宗时期达到极盛。关于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和苏学之盛,张健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但其将苏轼未能从祀配享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或许值得商榷···
《春秋》学肩负着体证天道性命之理的道体和奠定立国根本规模的治体的双重使命。以道体为治体的正当性来源,以治体作为道体的客观化落实,赓续着儒学全体大用、内圣外王的宏阔规模。这样,王道政治的重建才具有根本的合理性依据,并且能够在吸纳文明新质过程中做到因时创制。基于此种明体达用的“安定规模”,儒家经学能够不断地激活和增···
与西方社会的方案不同,东方儒家伦理提供了另一种积极老龄化的叙事,该理解不是聚焦于生产力,而是关注一个变老的社会如何帮助个人应对越来越长的生命周期,实现好的生活。儒家的“学”与“孝”是帮助我们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两种重要方式。
孟子提出“井地”的背景是战国授田制,但由于坚守“恒产”“取于民有制”“谨庠序之教”的仁政原则,其制度设计与战国诸侯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澄清“井地”非三代井田制,而是为滕国设计的土地制度,可以对孟子的仁政理想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方学渐将尧舜以来的道统传承谱系中言心体尤为真切者称为“一圣三贤”“一圣”是指舜,“三贤”是指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又泛指孔孟和宋明诸儒。方学渐认为“道统肇自尧舜”,尧舜“执中”之道乃性善真面目。孔孟“如叙族谱”,宋明诸儒混气言性,王阳明虽是“圣学嫡派”,然其“造语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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