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之前,儒家从未执掌过政权,其礼学传承中也缺乏经国大典。西汉元成之际,今文经学直接以家人之礼的亲亲来制定经国大典,未能奠定大一统王朝立国之基并展示其历史意义。代之而起的古文经学则致力于为现行体制辩护,激烈指责今文经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并以现行体制为基准,在儒学内构建超绝性的天子之礼。
清初文人纳兰性德以诗词著称,而其所著《渌水亭杂识》为学界所忽视。其实,该书作为一部专研格物的笔记,不仅包含诸多传统格物门类,还涉及许多西方科技的内容,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科技发展与儒学内在转型等问题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儒学延长线上的韩愈,面对儒学内部的单向度发展和萎靡的现状,面对佛学和道学的挑战,以别开生面的魄力和使命担当,苦心建立儒学的道谱和自我认同,阐扬儒家的精神和价值,以无畏的道德勇气实践和证成儒家的入世苦行。作为一位真正的儒者,其言其行都具有典范性。
“太一”大致经历了从天学到神学再到哲学的嬗变脉络。象征北极或天极的位置,正是“太一”天学意涵的核心,也是其基源性意义所在,其神学或哲学意涵皆由此派生与展开。因此,无论从神学信仰还是哲学意涵上理解“太一”,均须以其最初的天学背景为底蕴
当代的文化与伦理建设,可以将“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自觉”作为分析中国实际的方法,强调其方法论意义。我们应抱着一种既不复古又不全盘西化的态度,找寻儒家思想的当代定位,实现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事实上,王船山的“历史进步论”仅在民众生产生活之器和与之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两个有限的维度上成立。其历史进步论有两种模式:一是线性进步模式;二是“旧破新立”的沿革模式。不过,在有限的维度内肯定历史进步,不等于王船山是绝对的历史进步论者。
孟子的性善论是性本善论,不是性向善论,其论证包含着五个层面的问题,其一,“人性由人禽之辨而显”,此层面是楷定人性的外延;其二,“圣人与我同类”,此层面突出“本善”非“向善”;其三,“可欲之谓善”,此层面突出内在主体;其四,“即心言性,即情显性”,此层面综合阐明性善之说;其五,“不善非才之罪”,此层面廓清恶非本有。
对于礼教,须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回到源头加以考察,剖析其深刻内涵,衡定其历史地位,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讲清楚其内涵与地位、意义和价值以及后来的异化。应当在深刻反思其发展演变历史的基础上,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仁为本,仁礼并建,构建具有自由、平等精神,充满人文关怀的新时代的新礼教。
今天来讲我们研究冯先生新理学的意义,不是要去继承他的某些具体的哲学结论,而是要学习他的基本方法,特别是他的那种基本精神和态度,以此启示一种复归与重建,即复归于我们的本源性的生活情感,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中国哲学。
中国式政策试验提供了在经济社会变迁的不确定环境下最大限度反复试验,同时不会导致社会分裂,并让决策过程公正而合理的一种解决问题机制。对于全球治理,中国也必然能够贡献出中国智慧。
新出版的《冯达文文集》八卷本中,冯达文先生呼吁重新评价“宇宙论儒学”。回到中国文明自身的内在脉络中,宇宙论往往构成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的母题,而宇宙论所影响下的礼学、典章制度之学的建构,更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特征。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史上,由孔孟原始儒学所开出的“人禽之辨”,具有源头性价值和始基性意义,不唯催生了孝道与礼制、仁心与善性、德治与仁政等一系列人伦正道,而且,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学和伦理学双重视域的视角和方法,在诠释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解决中西文化的现代性差异方面,“人禽之辨”比之司空见惯而多有遮蔽的“中西之辩”···
孔子的孝观念将赡养、孝敬、谏诤、承志等作为内涵要求,将“养心”作为子女尽孝的精神实质。孔子把孝牢牢地锁定在血缘亲亲感恩之上,把子女对父母的“亲爱”推到社会的“仁爱”,贯通了从孝到仁的内在理路,指明了个体道德自觉和境界提升的实践路向,探索出一条建构仁爱社会的途径。科学辩证地认识孔子的孝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自邵雍至朱子,成卦解读的确立标志着太极本体观与一元二体观在易学领域的形成。对邵雍成卦理论的继承在朱子自己的易学建构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复观以港台新儒家闻名于世,与20世纪的三大思想流派均有牵涉,一直备受各方的关注与研究。本书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型,以理想政治及其辩难来界定政治哲学,并从理想政治“是什么”和“如何可能”两大视角六大方面,详尽阐述了徐复观的政治哲学思想。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对汉注采择极为精审,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从群书引《论语》内容发掘《论语》的“汉人旧义”。20世纪敦煌文献出土,使今人可以看到,刘宝楠的“汉人旧义”,有大量与新出土之说若合符契。同时,刘宝楠《论语正义》的问题,主要是大量引用先秦两汉子书、史书中的说理之言,解释《论语》语录,因此,出现许多似是而非、···
章学诚之经史观,核心即六经皆史之经史观,周孔之分之圣人观,即器明道之方法论,学于众人之知行观。章学诚看似尊史抑经,实则为尊经前提下纳史入经,经史并重。由此,经立基于制度实践之史,史则随时撰述提升为经。
作为历史事件,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的“绝地天通”努力树立了中国宗教体系之最大敬仰对象——天,其根本属性是无人格性、不言。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动了人的发现与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绝地天通也构成中国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独特的中国宗教生态。
实际上,在苏轼心目中,不仅孔子是其终生致敬效法的“圣人”和“吾师”,孔子和儒家所标举的仁义礼乐更是其秉承弘扬的“道统”,而佛教和老庄则是其常加抨击的对象。尽管苏轼、苏辙兄弟试图调和三教之关系,但其思想的立足点显然还在儒家。与此相应,苏轼的“政教观”“文教观”和“情教观”,也是植根于孔子的德治和人格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
《论语》“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的“约”和“乐”应以本义来解,句意应解读为不仁者不能够长时间约束自己,也不能够长时间保持内心的和乐。“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是对有恒的正面描述,该句应解读为从无而做成有,以虚而达到实,以约束自己的工夫达到内心舒泰的境界,做到有恒真的是很难呀!本文通过考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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