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四端”叙事在儒门心学叙事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四端”叙事不仅是儒家心性学的理论基础,更是儒家王道实践的理论奠基。跳出儒门共同体审视“四端”叙事会发觉其看似连贯的逻辑中存在着某种跳跃与断裂。这与叙事言说者的个体身位以及社会历史文化场域有关。“四端”叙事的断裂性在于将体验、体证、见证、论证四者不加分析地关联在一起,···
《公羊传》认为,序辞是《春秋》书法之一,有微言大义。董仲舒是西汉公羊学的大师,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一方面明确地概括出“序辞”的观念,且把序辞作为《春秋》正名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继承《公羊传》的基础上推见至隐,曲折幽深地阐释序辞的微言大义;再一方面,通过《春秋》序辞的书法而创造性地建构出天人之道,所谓···
在抽象的人性论上,荀子主张人既有性恶的一面,也有心善的一面。但是回到国家治理上,他又极力强调圣人的心善,突出凡人的性恶,其性恶心善说没有贯彻到底。荀子人性论存在历时性的发展,性恶心善说主要是《性恶》篇的观点,而不适用于《荀子》其他各篇。荀子并未提出性朴论,而是主张朴—伪论,朴—伪论是《礼论》篇的人性论主张,同样···
在现实的伦理政治生活中,儒家主张主体自我的不平等的自由和有限的延续补偿性的平等的自由,但更注重包容个体自我的家、国、天下的群体—整体自由。在人的精神世界中,儒家主张主观自我对群体—整体的认同、皈依,追求一种非个体性意志的精神自由。
朱熹所理解的“知”是人心先天具有的本体之性(理)展现为作用之情的灵妙机能,换言之,即“明德”或“良知”。因此,关于“知”的基本意涵以及“知至”的境界,可以说朱熹与阳明的理解是一致的。
当代新儒家使用“内在超越”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相比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即它既是内在的,又超越的,两者可以合二为一。然而,这个概念本身在使用上需要经过一些界定,不然可能会像一些新儒家的使用那样,蕴含着自相矛盾。对比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思想,可以发现内在超越并非中国文化独有的,西方文化也同样重视之,并且,内在超越和外···
一个可以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家哲学,是建构的结果。它从对亲亲尊尊的薄的政治解读出发,利用亲亲去抑制个体的放纵,利用尊尊去制衡平等的极端,为理想社会提供一种更好的可能。
具有内在性的良知如何在经验世界中实现自身的外在化和普遍必然性,是王阳明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孝解释良知的这一接转过程,是对上述问题比较切近人情的回答。阳明孝观念具有“自然”与“深爱”特质,孝发自本源性的“深爱”情感,而不单纯是伦理与道德的应然而然。阳明之孝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认识论和伦理学局限的审美境界意义上的观念。
张学智《中国哲学概论》不仅仅是一部泛论中国哲学的著作,也在不少具体领域有独到之见。在形而上学部分,《中国哲学概论》分三部分来叙述:物质构成论、宇宙演化论与天道义蕴论。特别是物质构成论方面,张学智教授结合气论的哲学史,对气学作了甚富新义的阐发。与西方形质论的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不可归入质料,它是使存在者得···
“格物”是博取世间万物的现象和数理,用历史和实践证验事理;“致知”是自虚静中获得智慧以明理,通过深度思考而探索隐微的事理。对王船山格物致知论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度思考,即比较船山与朱熹思想的异同,分析王船山对方以智“质测之学”的吸收,探讨其对西学的态度,有助于挖掘王船山格物致知论中内蕴的实证精神。
王船山批判了程、朱的解释,他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用物之道”,其合理性是人类赋予的,是人道自决、与物流通的结果。人与物——牛、马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再面向存有论,而是通过基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自由权衡的道德实践过程中贯通彼此。儒家对“络马首,穿牛鼻”问题的不同阐释,共同蕴含着光辉的道德理性,揭示了儒学在历史发展中不断···
基于《礼运》文本的整体思想脉络,可知“大同”乃是原初秩序经验,而对此原初秩序经验的理解不能离开“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的张力性结构。然而,这一张力性结构在以往的《礼运》研究与“大同”探究中,似乎始终处在被遗忘的状态。
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儒家“生命的学问”的总纲,也是儒学生命教育的基本依据。人生的理想在开发人人可走的大道,这一大道是通过每一个人德行的修养的正路而展开的,德行修养的可能基础,就在于人人内在的仁心仁性的发用上,仁心仁性的发用落实在诗书礼乐的人文教化中。
“太子天下本”事关权力更迭的稳定性,儒家通过完备的太子教育将传贤的理想性注入嫡长子世袭制,使得继世的权力更迭方式同样带上了正当性的内涵。“君子大居正”高于一切,而是先前的立子立嫡之法历经让国、尚贤这种儒家大义的激荡与显发,变得更加义蕴丰厚、更加正大光明。
春秋早期的邓曼,堪称“中国第一女哲”。她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具有涵盖形上学、形下学以及“天人之际”关系的思想系统,更在于她做出的三个思想首创:一是“天道”概念(天帝显示的必然法则);二是“天不假易”命题(天帝绝不宽容傲慢轻率之人);三是“天道盈荡”命题(事物发展到满盈状态时,就会动荡不安,这是天帝确定的必然法则)。
北宋思想家李觏面对佛教盛行的局面,立场严正,坚定辟佛,应当视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一辟佛儒者,而不是亲佛的儒者,更非阳儒阴佛之佛士,其辟佛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与时代特征。在文化冲突与交流并存的今天,全面反思李觏辟佛思想,对于确立文化自信,挺立文化自觉,有着重要启迪意义。
在“一”与“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道出乎一、体常尽变的天道论。在“一”与“多”的关系上,荀子以知通统类进行归纳与把握,认为礼归大一,对人道论进行了理论说明。在“一”与“壹”(专)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并一不二、虚壹而静,实现了认识论的突破。在“一”与“微”的关系上,荀子提出了执一行微、积微而圣的工夫论。荀子“一”论大义涵摄了天道···
价值观念往往由主体意识而生成,亦因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落实与表现而成为人生世界的灵魂。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观念就与主体意识同步而生,而是必然要表现为此前价值观念的某种继承与发展;只有在主体精神真正确立之后,新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生成。
康有为经常引述《谷梁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来阐述孔教的特点与优越性。人由天而生,决定了人要敬天、祭天,修心养性、净化灵魂是“事天”的重要工夫。上天有好生之德、仁爱之心,决定了人要有博爱精神。由阴阳而生,即人由父母而生,决定了人要孝敬父母,要祭祀祖先。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涉及“利”与“命”、“利”与“仁”的关系,即利是否可求、对行“仁”该秉持什么样态度的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涉及“性”与“天道”或“天命”的关系,即性的来源问题及修身养性与其人生遭遇之间的张力问题,其核心均是对命运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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