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访录》将宋学变革思维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非历史论理气质使得治体构想能够截断众流,别开天地。这一别开天地,建立在抽掉现实立国传统本末的基础上,在转向未来的时刻倚靠的是一个虚无化的历史世界和完美化的经学典范。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船山的夫子自况,其背后的辛酸,孤独,玄远,乃至偏激,恐非后人轻易能解,也未必合乎当世时宜。要还原船山思想原貌,谈何容易,遑论“复活”。
一个具有启蒙作用的圆满的哲学体系必须“体证的形上学”与“观解的形上学”并建,但船山的生命形态之于“体证的形上学”根本隔膜,故他只建立了“观解的形上学”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必然导致对儒学宗教性的消解。
关于中国哲学研究之话语,其所涉及的有“古典话语”“现代话语”,此两者又分别涉及于“生活话语”“学术话语”,如此一来,就有“古典生活话语”“古典学术话语”“现代生活话语”“现代学术话语”四个向度。
通过文献梳理,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
责己与责人是儒家用以处理己他关系或人我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也是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的有机构成,同时还是当代中国推动人履行社会责任的不可多得的美德传统资源。
自先秦以降,“身家国天下”乃是中国人理解世界和指导个体生命实践与社会生活实践的最基本意象之一。“身家国天下”意象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一个隐喻性概念或概念性隐喻。本文进而探讨“身家国天下”意象的内在结构、利弊得失及现当代转型,同时通过“身家国天下”意象体察隐喻和意象思维的一般特点和中西之异。“
民国二十五年(即西元1936年),唐文治在无锡国专为学生讲《孝经》,将此讲义编成《孝经救世编》,因为自觉“惟因为初学讲解,随讲随编,如朱子所谓急迫之意多,沉潜之味少”,遂将此编寄给隐居苏州的逊清遗老、唐氏旧交曹元弼以求正,曹元弼的复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有云:“凡立教,有为万世者,有救一时者。君之书,殆救一时者也。”
自西周时期以来,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以天地为人与万物的父母,以人为万物之灵的思想。这一思想模式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观,也是儒家学说的人性论、人生观、社会观以及道德修养工夫论等的基础。因为人禀受了“天地之中”或“五行之秀气”,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之“性善”的思想也滥觞于其中。
汉代大儒董仲舒审时度势,提出了“天人三策”理论,这种理论的背后,反映的是董仲舒所秉持的“天”“君”“儒”三角关系哲学。
后儒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性恶论”。荀子论人性的结构,强调人的实存活动及其情欲要求必受制于心知及其抉择之支配,据“心之所可”以规定其实现的途径与行为的原则,由之而获得其正面(善)或负面(非善或恶)的道德价值和意义,而非直接现成地顺自然而行。
本文以简略的方式描述了儒学变迁的逻辑进程:孔子立足于“原事”“原情”“原人”引申出价值理想;战国时期,“原人”的蜕变而有形上学的建立;汉唐宇宙论把价值追求往天地宇宙挂搭固使人有所归依亦不免颇受支使;宋明本体论赋予理以普遍绝对意义使人价值提升有所凭借更难免为其异化;降及泰州学,通过消解形上形下的分立,祈求返回“原本”,得···
朝鲜祭祀与讲学并重的“正轨书院”基本参照中国的书院制度,南宋的朱熹与白鹿洞书院是其重点仿效的典范。朝鲜书院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但放到东亚书院这一历史视域来看,这只是一种地域性特色,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区别于东亚其他书院而自成一系。
儒学发展到宋元时代以后,出现了民间化、大众化的新趋向。儒家知识分子在学术义理探研和个体工夫涵养的兴趣之外,在重建社会政治和礼法秩序的经世实践中,突破“致君尧舜”的精英视界,主动寻求与社会中下层的互动及与基层乡村社会的联结,通过在普通民众中推广儒家基本伦常道德,实现教化民众、端正世风、达致“善治”的社会理想。
董仲舒首创了五行关系论的多重模式,包含了“五行相胜”“五行相生”“五行相干”“五行相助”“五行相和”等多种内容。这种思想不断被后世学者坚持、丰富与发展。但是,相生相克最终成为占据主流的通俗模式。而相和相助虽然屈居次要位置,但更符合现代公民社会的伦理需求。
《春秋繁露》以“道必极于其所至”的天人整体观为形上基础,根据“褒贬”“两言而管天下”建立核心价值观之“大义”,借“长于治人”的《春秋》架构起“为政”之理,着眼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为汉代亦为其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奠定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根基。
本文首先剖析二程理学的体系架构和主要命题,继以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例来探求理学家解经的特点,指出宋儒经典诠释的成功之道:一是在于他们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使他们对传统经典中“性与天道”问题的解释能做到得心应手;二是他们也并未抛弃传统的训诂学方法。这两点对我们今人创造性地诠释经典···
在汉代的“七经纬”中,《乐纬》是比较特殊的一种。不同于其他“六纬”皆有经书作为依傍,《乐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乐记》为阐释基础的。可以说,《乐纬》继承了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理论,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作为其讨论的中心。但不同于早期的儒家乐论,《乐纬》强化了圣王受命与制礼作乐的关联,解释了五声与五政比附模式的内在···
西汉董仲舒与北宋张载是各自时代的儒学代言人。在儒学史上,西汉董仲舒最早提出系统的天人之学,而北宋张载则第一次使用“天人合一”这四个字,将其作为一个思想命题明确地提了出来,并建构了“天人合一”的理学体系。
在对于董仲舒的历史文化地位的评述中,以王充《论衡》所言“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最为确切精妙。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