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一般人以黄丝、蓝丝分别代表对立双方,其实并不全面,因为这样的划分只适用于在街上对立示威的两方,但其实香港还有很多人没有走上街头,但仍然对暴乱者的行为相当反感,他们固然也有很多人亲中,但其中最突出的却不在于亲中,而是反反中;现在对立双方的主体,不是反中和亲中,而是反中和反反中才对。
就社会治理而言,法律与道德、政府和社会、公域和私域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迫切需要回应的实践问题。当前广大农村社会正处于巨变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政法机关需要及时回应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肯定地方敢担当敢作为的精神。
香港反修例运动始终高位徘徊,折射出香港青年人国家认同的深度危机,同时也是其回归身份与意义体系的重构性危机。政治认同的本质是对所处国家基本体制与政治价值的认同。
所谓的“司法主权”的本质在于主权地位是否完整与对等。无论是欧盟整体,还是法国或其他成员国,在继续接受美国安全保护、情报控制与全球化公共服务的同时,很难凝聚起充分的共识和力量去反制美国的长臂管辖。
联合声明是一份有效、重要且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法律文件,但它绝不为任何外国势力建构任何超越1997年时间框架的管治权和监督权。香港基本法不仅完全吸收了联合声明中的中方单方面声明,而且基于中国主权意志而增加了普选条款,提升了香港民主权利。
罢课作为一种表达政治诉求的手段,无可避免会影响学生正常学习,恰当与否要视乎很多因素,不能简单说“成年人有罢工自由,所以学生也有罢课自由”,将一切罢课行动合理化。
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从其根本性的台独党纲出发,在两岸关系上否认“九二共识”,寻求“离岸替代”,实行极端的转型正义和去中国化政策,在岛内治理上则一方面政治封杀国民党,另一方面则滥用执政权全力准备“台独”相关条件。
我们知道,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当中有个说法,叫做“纽伦港”,就是纽约、伦敦、香港,大家打开24小时的全球时区,这三个地方正好是三分天下,它们是全球金融市场秩序的时空和秩序连续性的关键节点。
连日来,香港反对派激进分子不断刷新暴力破坏行为的下限,对香港法治与民生利益造成持续性损害。8月11日,香港发生多起暴徒用汽油弹袭警事件,包括湾仔警察总署、深水埗、尖沙咀,其中尖沙咀警署袭击事件导致一名警员受伤,这不仅有着进一步暴力升级的意味,更有着将示威活动变质退化为“港式恐怖主义”的可能性。
香港反修例运动已经明显偏离了“逃犯条例”的最初聚焦点,演变成一场瘫痪香港管治权并极限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的政治反对运动。这场运动以“无大台”的青年学生为主,以周期性“游击”方式与不断升级的暴力冲击行为刷新了香港社运激进化的纪录。
香港反修例运动绵延数月,从和平示威一步步发展为极限施压式的暴力冲击,已经公然挑战宪法和基本法权威、中央政府权威、国家主权安全,严重损害了香港非常珍贵的法治精神,损害了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和根本利益,也严重伤害了包括700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感情。当持续的暴力因素累加到一定程度时,香港的法治与民意的归位就···
事实上,陈云与戴耀廷本身都可能未必充分估计到其理论误用和滥用的严重政治后果。不过,任何理论之风行,也绝无可能仅仅是理论家的咒语功夫,而是与香港社会深层次的精神困境有关。
对暴力的解禁与放任,就运动本身而言是在七一事件中达到某种极高点。七一暴力占领立法会是“港式太阳花学运”的完成式,也是反修例运动暴力升级的巅峰形式,标志着这场运动合法性与道德基础的自我消解,但其消极后果和长远影响很难短时间消除。
近日,陕西省旬阳县发布了一则《依法打击忤逆不孝违法行为的通告》。通告中称将对六种情形依法打击整治,其中包括子女居住在新房楼房中,任其老人居住在旧房危房中;隐瞒家庭实际状况,与老人分户另过,对老人生活不管不顾;霸占老人“一折通”,将政府发放的补助金、养老金据为己有;子女众多但在赡养父母老人的义务上互相推诿、纠纷不···
过分的理性,其实就是虚伪。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朱先生提倡法治的本土资源,应该是不难懂得这个的。
最近几日,山东大学因为“一个留学生配三个校内学生,且校内参与学生以女生为主”[1]的“学伴制度”(Buddy Program)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建国70年特赦是国家政权更加自信、包容和开放的体现,是基于依宪治国、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而作出的宽宥及接纳犯罪社会成员的政治司法决定。
此次事件刺激内地民意提出对香港特殊宪制地位的质疑,从中国宪法政治角度而言有其正当性。因为香港的“一国两制”绝非天赋,更不是英国人的遗赠,而是中国政府完成外交谈判解决回归问题后的自主性宪制决断及通过基本法的制度实现。
稳健的国家理性决定了中央不可能放弃香港的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但“五十年不变”不是僵化不变,而是切合一国两制国家理性的动态变迁,是原则与方法不变,而绝非任何观念与制度细节都不变。香港因误解国家而疏离于国家,这是一国两制设计者最初未充分估计到的,但邓小平寄望的“后代人的智慧”应可最终从容解决这一难题。
“一带一路”逐步成为中国所倡议的全人类发展事业。这一事业的直接意义是中国发展模式重新表达于世界历史的中心领域,推动中国的“重新世界化”,而其长远意义则在于促进东方与西方权力和价值关系的再平衡,结构性阻断泛滥已久的“东方主义”话语及制度歧视,使东方文明智慧对人类整体发展起到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