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曲阜儒家碑刻集成的结项成果。全书200余万字,共三卷,按时间顺序收录具有代表性的曲阜儒家碑刻628通,并以存目的形式对其余重要碑刻予以整理附录,是对曲阜儒家碑刻文献的一次全面整理和研究。
《中国早期思想史与文献研究》是关于中国早期思想史及相关文献研究的论文集,共三十二篇。其中与《论语》相关者六篇,与《周易》相关者四篇,与《尚书》相关者四篇,与《老子》相关者三篇,与《礼记》相关者五篇,与《孟子》相关者四篇,与《荀子》相关者六篇。
本书为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主要涉及先秦诸子与出土简帛两方面的研究。作者治学的中心思想是,在先秦诸子与出土简帛的研究中,编联复原是仅次于文字释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研究者只有在正确的文本编联和复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准确诠释其内容和思想。
《仪礼图》十七卷,附《仪礼旁通图》一卷,南宋杨复撰。以图治礼,素为礼家所倡。礼图之学渊源甚早,但此前多集中于器服名物,少制度仪节。杨复《仪礼图》以《仪礼》经注为本,分章析节,以仪节图研习礼经文本,以名物图作为说明。全书体大精深,滥觞乎张惠言《仪礼图》。
本书为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吾道文丛》的最新品种。丛书收录成中英、钱理群、冯天瑜、汪荣祖、郭齐勇、赵汀阳等多位学术名家的学术自传,内容是学人自述学术生涯和学理思考,兼忆学林往事。通过学者的自传印证相关学理的来龙去脉,同时折射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流变。
邹元标一生著书不辍,著作等身,本次整理的邹元标四种著作包括:《邹子存真集》《邹子愿学集》《邹忠介公奏疏》《南皋邹先生会语讲义合编》。这些珍稀明刊本的影印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邹氏思想全貌,为今后进一步研究阳明后学、黔中王学提供了重要资料。
当代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成名作,朱子学研究的里程碑之作,深入了解宋明理学必读书!
本书为著名汉学家、比较哲学家、孔子文化奖得主安乐哲的新作。作者对一贯主张的儒家角色伦理学进行了深度诠释,从宇宙论基础出发进一步揭示其思考起点——儒家过程性的人之理念:“人之成为”或“成人”。
语录类文献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注疏相比,语录类文献不仅可以依经辨义,也能在经典之外自创新义,其问题指向更明确、更集中,更便于直接表述言说者或编纂者的观点,更有利于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儒家语录在宋元明清的兴衰,既有儒学发展的内在原因,也与政治、制度、文化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
以对西方历史哲学的检讨为基础,立足中国传统,努力发展新型历史观:以多元交织的意义之网替代近代西方的线性进步论,以“天下归仁”扬弃以自由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以历史生生论克服历史终结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以多元一体的共生意识替代文明冲突理论等。在世俗化时代,这是一种在历史内部把握历史意义、建立历史性生存的开放历史观。
近日,由孔子研究院科研管理部部长、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基地研究员魏衍华主编的《论语学研究》(第三辑)“《孔子家语》与中国文化新认识”专辑由齐鲁书社出版。本书由中国孔子基金会资助出版,是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孔子研究院“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基地”成果。
三十年前,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店一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书写古代典籍的竹简731枚,成为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本书根据与经学有关的文献资料,对五行学说在汉代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五行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在此期间产生的各种言论,到汉代才得以完善和综合化。而且,这种整备和综合化还关系到后代的发展和飞跃。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五行说史中,汉代可以说是最早的成熟期。
近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研究》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清代是中国经学发展的高峰期,研究“三礼”(指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的文献丰富。
董仲舒,西汉大儒,广川(今河北衡水)人,生卒年不详。《史记・儒林列传》中有载,《汉书》有《董仲舒传》。
以《五经》《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型塑了中华人文精神,是我们永恒的经典。经典常读常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和眼光去重新理解了经典,一方面是因为前贤为我们留下了诸多阐释经典的著作,用他们的言说带给我们全新的体验。
本书为曾运乾著,周秉钧整理。曾运乾先生逝世后,留下了大量《诗经》讲稿、眉批和笔记,本书即据以排比整理。书中讲解了《诗经》二百四十多篇,约为《诗经》总数的十分之八。曾运乾先生广采毛《传》、郑《笺》、朱熹《诗集传》以及清代戴震、王念孙、王引之、陈奂、胡承珙、马瑞辰、魏源、王先谦等诸家之说,博取众长,参以己意。曾运···
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短期影响了北宋一朝的政治、思想、文学,促成了“理学”的产生,长期来说是中国的儒家道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虽然中国、韩国、日本三国儒学表现出的哲学形态各异,但其基础相同。在东亚儒学史上,中国儒学传入韩国,经韩国又传入日本;当中国儒学演变为韩国儒学和日本儒学后又反向流向中国,对中国儒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见,中韩日文化被儒学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中韩日儒学共同体。在未来,愿中韩日三国儒学共同体能够排除干扰、冲破障碍、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