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是中央直接立法,所以它在国家安全的标准与执行力度上,其实都要高于基本法第23条。“港版国安法”不取代23条,但是它在23条立法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可以紧急堵住香港的国家安全的漏洞。所以中央直接立法这一行动本身,就是在为香港23条立法的困境进行解套。
整个国家都处于完全隔离或半隔离状态,各级政府严格按照命令优先抗击新冠。几乎不存在对隐私或个人自主权利的担忧,最新技术就被应用在了抗击病毒的过程之中,如此强有力的措施使中国在几周内就遏制了病毒的传播。尽责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对隐私和自由的限制,因为他们具有儒家式的信念,相信政府在为公民的最大利益行事。
徽州传统社会自南宋以来,保持了千百年的稳定与繁荣,社会文化获得极大发展,形成了“徽州文化”。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着诸多内在根据。其中,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礼法兼治”的具体实践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其城市现代化之路的飞跃始于张之洞任湖广总督之时。张之洞在武汉兴建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影响深远的近代工业,创办了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前身)等新式教育机构,为武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反修例运动的后期治理与香港繁荣稳定的重建,考验国家治理智慧与香港自身的高度自治能力。“一国两制”由此决定性地转入了中央权力合法进场、香港管治改革及社会重建的“下半场”。本书从香港内外双重视角,以法学与政治学方法,对这一场反体制的社会运动加以深度剖析,对“一国两制”宪制原理予以反思重构,并提出运动后期治理与新时代“一···
我所提出的“政治儒学”,正是这种体现当代儒家历史使命与时代抱负的新儒学,是对福山“历史终结论”与“五四”“民主拜物教”的儒学批判,亦即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义理基础上既有中国历史文化特质又体现人类普遍政治价值的中国式学问。
孟子有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家正而天下定”。“家正”依靠的主要是一种精神力量。它促使家族成员有以祖上某某的后代为荣的自豪感。只要不忘家风,遵循祖训,当官的能当个清官,不当官的也能做个好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也会有所建树。以上则是德安义门陈村复建的意义所在。
我对“五四”的看法也经历过一些变化。因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在一起,前些年,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这一面持比较激烈的批评态度。这几年来,不断地读书学习,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加深,有了一些新想法。
赛先生、德先生与和先生代表着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点: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生态保护。与“和先生”同行,人类才有可持续的经济和可持续的民主。不要让经济发展抢了“和先生”的地盘,这地盘是人类最后的家园。
来自20世纪历史尘埃中的旧式启蒙话语固然日益浅陋而可能遭遇“爱国青年”的鄙弃,那些抱残守缺于旧式话语而无视当代中国进步性及爱国青年之精神自觉的人固然可能呈现“遗老”状而愤懑幽怨,甚至诋毁封杀新生力量,但新时代真正的价值缔造任务是否就可以通过何冰式的正能量演讲而得到解决呢?
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东西圣贤之所教导,通人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
“大启蒙”就是要破除这种异化现象,让启蒙理性不再以理性为绝对中心,这就需要东方智慧来平衡西式启蒙的偏颇。“大启蒙”恰恰是要找回人类的情感,以人情来对理性加以均衡,使得人类获得一种完整的“情理结构”。
他们这种「酱缸」中华文化的做法,从新文化运动,到鲁迅,到柏杨,都非常流行。传统中国确实有问题。但是激进的反传统真的给我们带来了美丽新世界吗?欧洲激进革命以法、俄为代表,也成为清末以来中国革命者的模范,但其代价明白可见。与此相对,欧洲最成功的现代转型是英国,而其转型恰恰是保留了很多他们的传统政治与文化的保守革命。
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的邻邦,历史上一直保持宗藩关系,早在公元前2世纪两国已有频繁的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隔水相望,一衣带水,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家训治家在文明交流中被东邻日本积极借鉴和模仿,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家训文明。
朝鲜半岛与中国隔海相望,在古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中,曾经以文睦邻,互补互惠,共同促进中亚文化发展到高峰。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持续在全球蔓延,接连有外媒及国外政客指责中国数据不透明,甚至刻意隐瞒新冠肺炎发展情况,导致其他国家防控延误。中国对此已作出回应,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也对这类指责予以反驳。在上周五进行的“普林斯顿与大咖说”线上直播活动中,主讲人复旦大学哲学教授白彤东用生动的案例指出,全球化模糊了国际间自我与他者···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引起了全人类的高度关注和警惕。作为哲学伦理学工作者,我们可以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反思这场肆虐人类的疫情,并加以理性分析和科学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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