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蒙文通学术与行事为线索,呈现晚清民国学界由“今古”至“经史”,再转入“汉宋”的渊源脉络。
《东亚文献学》系亚洲文明研究院、郑州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高水平专业学术集刊,致力于超越“国籍”界限,以更宏大的视野看待东亚文献学之意涵,为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推进东亚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
《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关于孔子言行思想的记录,凡二十篇。三国魏何晏所做《论语集解》盛行于世,集解行而汉魏诸家注本皆废。
在中国古代,受天人和谐思想影响,四时之禁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接纳并积极遵循的实践准则,即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安排生产,确保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有机协调。
为何老子能以“水”喻道?《论语》可借“松柏”言志?这种“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墨辩注序》)的思维,曾被西方学者视为“非逻辑的隐喻”,但法国华裔汉学家刘家槐(Liou Kia-hway)提出,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渗透性归纳——一种融合直觉体悟与伦理诉求的推理范式。重新厘清这一范式的逻辑特质,不仅能为“中国古代逻辑···
晚清以来,相继涌现出各种经学通史、断代经学史或专经史,以及纷繁多样的经学通论、群经概论。这些著述大多对“经”“经书”“经学”下过定义,并基于对“经”字的训解、对经书和经学的认定,来评析五经、四书、十三经的性质、内容,叙述经学的形成、演变,由此构建起对中国经学的整体认知和基本评价
对经典进行时代解读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故历代典籍注释颇能反映当时的学术范式。魏晋以降,学风丕变,注书体制也随之变改,朱熹、刘师培都曾论及魏晋与两汉注书之异。魏晋注体之新变可概括为注体的辞章化,具体表现为注文的骈俪藻饰、注可离经独立表意、注文常解散论体借注立论。
九州文枢,书院为钥;千年文脉,钟灵毓秀。江西,素有“文章节义之邦”之美誉,书院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绵延千年。
“轻暖轻寒时节,微雨微晴花朝。”3月14日下午2点30分,上饶市信江书院博物馆“钟灵讲坛”在书院大堂开讲。
“气”是中国哲学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范畴之一,气论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和生活世界。中国哲学某种意义上就是气的哲学。
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中西文明的交流,产生了不少具有时代特色的新语汇。其中,既有从西方或经由日本转译的外来词语,也有基于本土语言改造而赋予新义的概念。
3月15日,第二届武夷论坛暨《新的文化生命体:“两个结合”与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研究报告新闻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清华简《两中》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拟托类文献。作者以“帝”授命“夏启”为“下国王”作为故事场景,借帝的使者“两中”向启训诫之言,阐述了一套在邦家初定时用以巩固统治的社会治理法则。
秦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奠基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实现了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秦汉“大一统”疆域的扩展、“华夷共祖”民族治理观念的形成,以及民族治理制度的颁行,推动了大一统国家的民族治理实践,丰富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内涵。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和艺术史上,有位长者用他长达百年的生命,展示了学问和品德的完美结合,书写了艺术与生活的美好篇章。他就是姚奠中,一个在国学的海洋里畅游,并在书法、绘画、篆刻和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大师。姚奠中的杰出成就,就像一颗闪亮的星星,挂在了中国学术与艺术的美丽天幕上。
当前民间儒家教育正处于一个深刻反思、自我调整的过程,其发展已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多样化态势。未来可以期待会有更多不同教育理念、不同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私塾、学堂和书院涌现。难道我们不应该给予民间儒家教育实践者以足够的时间和宽容的空间吗?
以孙中山研究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学术意义在于:孙中山在民国时期的思考和实践,不仅为儒学与自由主义深入对话提供了基于历史学的实证材料,也为理解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共识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民国时期的分歧与共识,或能够成为当下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重要议题来源。
“性情”这一范畴,既与“天”“道”“命”等形上概念相关,又与“人”“物”“欲”等形下概念相契,它首先是先秦儒家“究天人之际”(所谓“性与天道”)的思想结晶,而后乃成为人性论的重要成果,进而转化为传统儒家诗学的核心范畴,成为衡量和评判诗之本质和诗之境界的根本准则。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居民状告市政府允许在公园内设置孔庙的行为违反了宪法“政教分离原则”,要求确认此举违法。对此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17日判决,在公园内设置孔庙符合宪法。居民一方已确定败诉。上述判决是5位法官共同的意见。判决认定这座孔庙具有宗教性质,同时指出它既能体现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也可以当做“旅游资源”。
《中庸》开篇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纲领。教育首先是“修道”,而不是知识灌输和职业技能培训,更不是刷题升学。在今天这个工具理性和数字化考核的时代,重温修道的教育思想,回到教之为教的本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