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6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冯友兰中国哲学纪念讲座”第十五讲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315会议室举行。爱丁堡大学中国哲学与宗教系耿幽静(Joachim Gentz)教授发表了题为“《公羊传》与《穀梁传》的新翻译、新方法与新诠释》”的讲座。
儒家主张友爱有其自身的独立价值。友爱与其他道德价值确实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协调、平衡,即以和合的方式共存。因此,友爱与道德也不是完全相互独立或者相互矛盾的关系。重审友爱的独立价值,并正视友爱与其他德性之间的张力,有助于我们追求最终的理想生活。
汉代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以礼为本,遍注群经,使“周礼”成为后代王朝制礼可以模仿的典范。而三国西晋对“太平制礼”的重新理解,使“太平”的内涵从符合天道的秩序转变为消弭战争的状态。最终,晋初以《周礼》中的“五礼”为标准制定晋礼,开启了后世每一代王朝建国即制礼的历史。一朝的礼制不一定彻底施行,但表明了国家认同的基本价值。制礼···
本文尝试借助牟宗三哲学的视野阅读杨儒宾教授的著作。儒学在杨氏著作中也是常见用词,从哲学到经学,未尝不可说成从哲学到儒学。
孔子与儒家的德政思想实质是以民为本,关心民生是其重点。学界把“近者说,远者来”仅解释为孔子理想中的国家治理状态,却未能从“近者”“远者”的角度探讨孔子治理愿景的德政实质和人本关怀。
“三加”是冠礼中的重要内容,“三加”之冠服及仪式中所体现出的“成人之志”与“成人之德”则是冠礼意义的集中体现,这也是先秦儒家“成人”观念的核心内容。
2018年夏,天津齐义虎问学于龙场阳明精舍奉元楼之繙经阁,论学中蒋先生谈及《再论政治儒学》一书中《王道图说》之创作背景。此创作背景蒋先生此前未曾提及,世所未晓,甚为珍贵。故刘怀岗特据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大陆新儒家的出场,客观上增加了中国转型思考的资源复杂性与路向复杂性,但却是必要的和切时的,是真正补齐了中国左右之争中传统主义的长期缺席,打破了既往由新左派(体制右派)和自由派(民间左派)相互对堪所造成的思想性垄断格局。
本书将“恶”作为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上接中国哲学的“原论”传统,近发唐君毅先生的未竟之意,系统梳理了中国哲学史上的“恶”论。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教授、台湾大学杨儒宾教授作序推荐。
中国女性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考虑结婚和生育孩子时往往有些犹豫不决,对此,我们很容易将其归咎于儒家的性别歧视。但是,陈素芬教授写到,这是一个错误,我们需要将儒家哲学与当时带有压迫性的父权制规范区分开来。儒家的仁爱和修身价值观能够丰富当今的女性主义,支持人人都获得平等的机会。
如何感通神明是上古礼乐文明的重要课题。三代礼乐文明从尚气、尚声至于尚臭,最终确立灌酒于地,而后酒香升腾于上,求诸阴阳于上下左右以歆神、降神的宗周酒礼文明。酒鬯之设一方面以歆神降神为职志,成为沟通人神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又以合欢宴乐为归依,成为敦亲睦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天道与人道、神圣性与世俗性通过酒鬯之设真···
笔者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中心,以华社、华商、文士、华校、政府等为考察对象,利用常见的文献和稀见的华文碑铭、口述访谈、纪念特刊等资料,以较合理的论说架构,系统而又全面地研究了明末以来近四百年时间里儒家伦理在新马弘传的方方面面。
乙巳年正月十九(2024年2月16日),丽日晴空,春风和煦。上午九时,河北省儒学会第二期儒家经典研读班于彝伦书院循古制行释菜礼,正式启新学年。
在寒假期间的十多天内,我有时沉浸在时空的美丽的数学结构中,有时共鸣于丘先生的爱国之忠,也惊叹于丘先生的古典中国文化的修养,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寒假。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大时代性论断,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
西元2025年,正值元旦,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岭南第二届儒门会讲如期举行。羊城黄埔古村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十几位的有志之士共聚黄埔古村里仁学园,以礼乐为中心议题展开讨论。通过会讲,相互辩难,增强共识,既促进对儒家义理的理解和体会,也提升同道的生命涵养之功。在下午聆听雅乐,感受高雅,感受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母亲与女性有着根本差别。母亲指向同一性,而女性指向他异性,两者不能同时并存。恰恰儒家具有列维纳斯的爱欲-生育现象学所不具备的优势,也就是儒家认为个体性的产生和成熟需要漫长的时间。亲亲之爱中主体之间的距离就可以有随着时间和时机而变化的特征,因此儒家可以兼顾一个女人作为母亲和作为女性这两个维度。
作者站在儒家立场,对未来中国现代性图景进行了全方位思考。从多元现代性视野人手,探讨了儒学与法治、民主、市民社会以及未来中国文化理想之间的关系等重要课题,其中借鉴了文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
前面一期我们讲了朱熹为石鼓书院做《石鼓书院记》是石鼓书院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朱熹有没有来过石鼓书院都有争议,那他为什么会为石鼓书院做《记》呢?是什么因缘成就了这段美谈?这里必须要介绍石鼓书院历史上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张栻。
在1982年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与朱熹发生关系。当时的我虽已开始跟随程千帆先生读研,但只是从通行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著作中约略了解宋代的理学家,而那些著作对朱熹都是相当轻视。比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有“朱熹”一节,虽然承认“他本是一个渊博而有判断力的学者,是宋代理学家中最富于文学修养的人”,但又说“他对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