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期,“帝”与“天”作为最高信仰对象逐渐融合,奠定了“六经”中“天”的信仰基础。西周时期,“天”兼具自然属性与神灵属性,祖宗崇拜与自然崇拜合而为一。早期儒家通过诠释“六经”,将“天”发展为兼具信仰与理性的“天道”;宋儒进一步建构“天理”体系,完成了“天”的哲学化进程。这一理性化进程未否定“天”的原始信仰,而是通过叠加新意义推动···
2025年是正定文庙祭孔释奠礼恢复举办20周年。今乙巳春仲上丁(3月9日)释奠在即,特于近期陆续刊发清光绪元年《正定县志·卷十一学校》中记载的金至清代正定府、县两座文庙(庙学)相关碑记,以了解古代正定庙学沿革及功能之梗概,敬请关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书院兴起于唐、成形于宋、传承至明清,是古代重要的藏书、修书以及文化教育机构,也是思想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和载体。古代文章典籍得到保存,先贤思想得到阐释,学术创见得到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遍布各地的书院功···
杨祖汉的朱陆会通研究集中在“本心”问题的讨论上,无疑是找准了切入点。但从工夫实践角度看,朱陆对立的根源在于“本心”认取和长养方式的不同。朱陆“本心”概念差异化的澄清,是会通工作展开的基础,同时也促成朱子“心”概念多义性的融贯解释。
通行本《春秋公羊傳》(附《音義》)桓公二年“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歷代注釋都只是解釋個別字詞及傳文,並沒有對傳文本身提出質疑。其實,“此其目言之何”存在問題:第一,“此其目言之何”應該為“此其言目之何”;第二,“目”應該是“見”的訛字,原本是“見”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暨孔子2576年〔耶稣2025年〕3月7日
哀公十四年的“所见异辞”句与经文、传文的上下文并无关系;可能是何休之后,义疏、音义之前,通行本的传抄者根据石经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有“所见异辞”句给何休本补上了“所见异辞”句。隐公元年、桓公二年“所见异辞”句的解诂,哀公十四年、文公十八年解诂的错简就更加严重了。
成先生虽已化作哲学星图中的永恒坐标,但他用毕生心血搭建的东西方智慧桥梁,仍将指引后来者穿越认知的迷雾,在媒体伦理的无人区竖起新的路标。
随着近代女性独立意识的萌发,顺从不再被认为是女性或妻子的美德,相反,它被看成玩偶或奴隶的特征。这种指控让儒家陷入非常不利的局面。而性爱机器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儒家从这种不利处境当中拯救出来,因为机器人(物)就是机器人(物),哪怕它是多么酷似真人的性爱机器人,人们对待机器人不用再担心那种物化女性的批评。
方旭东从“儒家妇道的角度”,论证了伴侣机器人(更常见的叫法是“性爱机器人”)满足了儒家对理想妻子的想象,是完美顺从的妇德理想。本文旨在指出方旭东“儒家”论述之下的个人主义色彩,揭示将性爱机器人作为“理想妻子”的想象背后的暴力本质,并且阐发儒家夫妇伦理中蕴含的他者哲学。
温海明教授的大著《论语明意》即将付梓,承其美意,命我为序,坚辞不获,不得不勉为其难,聊叙拜读之心得如下。
尽管时移世易,中式父子多数无法摆脱中国人的宿命和天性,而不得不选择与前人并无二致的父子关系,但毕竟时代已不同,父子之间虽不能失于狎亵、误陷猥昵,仍应该尽量多沟通,父慈子孝,万古不易,“多年父子成兄弟”固然罕有,而彼此内心应主动开启一线天光,不要被动消耗、僵持等待,尽量“走出这一步”。
以形塑共同体为指归的身体隐喻,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基于肢体器官的“一体化”,赋予心或首支配地位,强调主从协调对于共同体良性运转的意义;二是基于身体与其活动空间的嵌套关系,将身体与共同体同构化,使身体生来就背负着诸种责任
朱熹是重视《孝经》的,因为《孝经》中蕴含着义理。他认为《孝经》传自孔子与曾子答问的内容是“经”,其他“杂引传记以释经文”的内容属于“传”。朱熹持仁体孝用的观点,从天理论高度,阐述了仁之未发、已发与孝的关系,构建起一个能够解释所有人际关系的“孝—礼”结构。
王国维的殷商历史研究,在维护中国文明古国身份、巩固中国文献真实性权威性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虽然篇幅很短,却重若千斤。
维特根斯坦捂住耳朵不愿意听的东西或许就是这种沉默,这种虚无,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渴望了解的东西。
序曲的创作体现了刻意的随意(精心准备的轻松优雅)美学:首先,调子听起来即兴的、自发性的、探索的、有穿透力的,就好像演奏者简单地摆弄乐器使其不断完善。
悲观主义这个概念的使用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哲学家们对此没有达成清晰的定义共识,更多时候是由使用术语的个人来决定合适与否,并将其用在众多议题上面,虽然共同点可能很少。
烫面饼烙好,放凉,再入冰箱藏,吃时取出,隔水蒸,劲道好吃。
周公是周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不仅平三监之乱、稳定了周初的政治局势,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史学家夏曾佑先生曾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