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师说》是黄宗羲(1610-1695)诠释孟子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我们研究黄宗羲实学思想的重要文本依据。明清鼎革之际,传统的农耕社会的等级秩序发生了变化,社会道德观念也发生转变。黄宗羲重新审视传统伦理关系,试图批判宋明理学玄虚的道德形上学,建构更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
本书深入探讨苏轼与“苏门六君子”的文学、思想、交游、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采用还原历史、追索过程、解读原因的研究方法,将苏轼与“苏门六君子”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视野中,考述“苏门六君子”称谓的来历,揭示其复杂的历史文化信息,分析文人集团的形成原因、“六君子”在文化史上的典范性及典范化过程,并从相关角度论证六君子文学的独特成···
在孔教授(由贝淡宁扮演)和胡教授(由杰瑞米·拉普利亚(Jeremy Rappleye)教授扮演)的这场对话中,孔先生引用孔子的《论语》段落批评当今时代的教育中过分强调批评性思考。胡先生则基于自由思想的启发进行反驳。
近日,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孔子文化传承工作委员会(简称:孔传会)在会长孔众、副会长孔令立的带领下,前往江西省开展了为期三天的文化交流活动。
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名篇。该文为陆九渊受朱熹邀请,至白鹿洞书院演讲后留下的文字记录。
《春秋》经传在叙事之时融入了儒家的道德意识,其历史书写展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自觉。东周时期,直书求真与褒贬求善嬗变为早期史学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史记》实录不隐,是非颇不与圣人同,史学独立性尚存。而班固则完全为儒家代言,经学为体、史学为用,史书依附于《春秋》学。在这种意义上说,东汉时期《汉书》的编纂标志着经学···
19世纪30—60年代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是美国民族文化建立的重要时期,这场文艺运动中的作家们关注到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自然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于是将目光转向了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儒家生态智慧,积极建构美利坚民族的新文化。
世人多以“仁”为孔子哲学的核心,《吕氏春秋·不二》即有“孔子贵仁”之论。但不论先贤对仁的躬身垂范,抑或后世对仁的义理探究,终须见诸“成人”方可深切著明。
通行本《春秋公羊傳》(附《音義》)桓公二年“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歷代注釋都只是解釋個別字詞及傳文,並沒有對傳文本身提出質疑。其實,“此其目言之何”存在問題:第一,“此其目言之何”應該為“此其言目之何”;第二,“目”應該是“見”的訛字,原本是“見”字。
四位学者围绕诸多学术议题展开讨论:儒学视域中的器用和技艺,从工夫视角理解人性自然的教化实践,心性之学与体物的工夫,观象、造物、用器的整体把握,人与器的相互塑造,儒学实践智慧在数字时代的创造性发展等。
当冬日的暖阳轻柔地洒在静谧的校园,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我们邀您一同步入上饶师范学院朱子文化育人成果展示馆,沉浸在朱子文化的厚重与温暖之中。在这里,朱熹的思想如同历史的沉香,历经岁月的沉淀而愈发醇厚。
本书共分五章, 分别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政治哲学、制度伦理、教育伦理与道德教育思想、礼乐哲学等层面展开。
“解决了古人的智慧之源,这是我的两个主要贡献。”在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冯时看来,“智”是识字的积累,“慧”是观天的悟性,而自己学术生涯中,在古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方面的建树,正对应着这两个方面。
数字“三”自古便受人们青睐,常出现于古代典籍之中。纵览《仪礼》十七篇,可见数字“三”频繁出现。《仪礼》曾是儒家“六经”之一,且作为礼之本经,其中主要记载了周代的仪式典礼。其《士冠礼》有“三加冠”之礼,《士昏礼》有“三饭”之礼,《乡饮酒礼》中乐工演奏,“升歌”“笙奏”“间歌”“合乐”各环节的曲数皆以三计,而“三揖”“三辞”“三让”等仪···
朱子云:“今人以為陽不能无隂,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觀剛長乃終之言,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决之者自有道耳。”
有人说,中堂正在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中消失。
《论语》是孔子论道之言。
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号战国楚墓竹简《诗经》,是早期《诗经》文献的最新重要发现。该批竹简总计约300支,内容涵盖传世本《诗经·国风》部分。
《论语》中孔子多次谈论到“色”,无论是《学而》《公冶长》《阳货》篇中重出的“巧言令色”,还是《阳货》篇提到的“色厉而内荏”,《颜渊》篇“色取仁而行违”,《先进》篇中提到的“色庄者”,仔细推敲文意,都可判断出孔子对形之于外的容色表示怀疑。“色”在先秦时期内涵丰富,即使是《论语》中可以理解为形色内涵的“色”字也包含着明确的价值···
3月15日-17日,孔子研究院研究员陈以凤、助理研究员曹景年参加在济南举行的山东大学中国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2025中国经学论坛并作交流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