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将历史视作“理”在人之行事中的展开过程,因而人性论是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理论中介。“理”分为“实现之理”和“形构之理”,表现在人性结构中就是“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分析的尽理精神”,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就是这两种理性的实现过程。
朝鲜前期的“四七之辩”在朱子学的框架之内展开,退溪力图以“理发”凸显“四端”的超越性,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异质异层的两种情感。而栗谷恪守朱子“情即气”的界定,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同层包含的关系,并以至善之“意”作为引导“情”的超越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道德情感的替代性方案。
苏轼具有强烈的承道自信和传道意识,苏学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视为儒学正统。苏学虽然在北宋后期遭到新党集团的严重打击,但最终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强势反弹,并在宋孝宗时期达到极盛。关于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和苏学之盛,张健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但其将苏轼未能从祀配享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或许值得商榷···
《春秋》学肩负着体证天道性命之理的道体和奠定立国根本规模的治体的双重使命。以道体为治体的正当性来源,以治体作为道体的客观化落实,赓续着儒学全体大用、内圣外王的宏阔规模。这样,王道政治的重建才具有根本的合理性依据,并且能够在吸纳文明新质过程中做到因时创制。基于此种明体达用的“安定规模”,儒家经学能够不断地激活和增···
李泽厚先生以饱满的文学激情而热情讴歌的所谓“启蒙”,并不是被所谓“救亡”压倒的,而是“启蒙”自身就存在着极大的蒙昧性,从而必然导致很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体现在当年的所谓“救亡”过程当中,而且这种“启蒙”自身的蒙昧性,又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启蒙”重启过程中,当然,在李泽厚先生这篇讨论“启蒙”与···
与西方社会的方案不同,东方儒家伦理提供了另一种积极老龄化的叙事,该理解不是聚焦于生产力,而是关注一个变老的社会如何帮助个人应对越来越长的生命周期,实现好的生活。儒家的“学”与“孝”是帮助我们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两种重要方式。
孟子提出“井地”的背景是战国授田制,但由于坚守“恒产”“取于民有制”“谨庠序之教”的仁政原则,其制度设计与战国诸侯的土地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澄清“井地”非三代井田制,而是为滕国设计的土地制度,可以对孟子的仁政理想有新的认识和理解。
在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中,中国文化书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一些列活动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氛围,体现了老一代学人无私奖掖后学的精神,渗透出中华文化持久而浑厚的生命力,以及如何推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我本人也积极参与了上面提到的活动,获益匪浅,我始终感谢萧···
毕教授的研究致力于从哲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出发,探讨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旨在理解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复兴与影响力,今天的讲座即与此相关。
起初以为,在声势浩大的“国学热”背景下,设立“国学”学科或专业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不会久远。但新近发现,“国学”学科或专业没有设成,反倒是出了个“中国古典学”专业,据说是取代或覆盖了“国学”专业。开始还以为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觉得这大体是成立的。仔细确认名称后,感觉还是较多较大问题值得讨论的。
今天所谓的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华古代文明与典籍为研究对象,以探源、培根为基点,以整体把握、系统呈现为方法,以服务当下、走向世界为目标,深挖经典内涵,辨章其流变脉络,梳理中国传统经典知识体系的结构特征,考察其在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华文明乃至周边世界的意义,揭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
汉高帝朝东宫是关乎汉家制度存续的核心建制,既体现了帝室吸纳周秦故事的传承理念,也展示出对儒学礼制的包容态度。汉高帝因利乘便设置太子及其从臣职能,东宫礼制因而呈现出“便宜”的特征,儒术因以礼学之长为高帝所用。儒生受命教谕东宫后,将“宜适”之礼引入帝室。与高帝杀伐果决不同,东宫展示出汉家政制温和的一面。
陈明则从建设的视角提出,以理代天的理学的兴起反而造成儒教“无根偏枯”,因此需要从公民宗教视角重新理解儒教。笔者的闽台萧太傅信仰研究部分印证了陈明的观点,进而表明民间信仰是中华民族在复杂历史变迁和多样地域环境下,由生存繁衍而产生的多种需求自然衍生的结果,同时与宋明理学兴起并推动中国社会整体儒教化息息相关。
张载思想中并非存在两种“知”的生成方式,由此产生孤悬于闻见之上的德性之知和合内外的见闻之知,而是由“心”的不同状态产生由本心和私心分别所发的正大之见与私心妄见,此为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根源。
从早期先秦的礼法之争,到明清时期“天崩地解”的社会剧变,再到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等,都构成了我们的研究背景,属于源头性的内容。今天,同样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愈发错综复杂。从中国哲学的研究看,这无疑也是需要关注的思想之“源”。
《列子·天瑞》记曰:“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成中英先生的一生,是为追求真理而“生无所息”的一生。如今,“明月不归沉碧海”!愿他在那彩虹隐约的天堂之岛,得到最好的安息!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单章研究包括分析、综论两个层面。从分析的层面看,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第一、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唯有经由力命之辨,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从综论的层面看,以“反求诸己”为功夫,可谓传孔子、曾子之说;以“天下归之”为功效,可谓“承上章而言···
以儒学身体观为线索,从文明史和儒学史的交互视野,可以看到儒学在晚明时代发生了一次“身体转向”,即从以心为本转到以身为本,这种转向不只是内容上的修补,更是结构上的变革。从以身为本的一体感应论逻辑中,可以发现关于现代性的另一种叙事,即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儒学方案。
明代浙江祠祭祖先并不拘泥于朱熹《家礼》,更强调“礼以义起”,尊重人们的尊祖感情,士大夫不惜违礼逾制,造成宗祠的发展,如此民间也会有所效法,使得祠祭普及。
两种权力超验制约理论具有相似之处:都主张天灾与人事存在关联,均认为人间权力最终来源于“天”或“上帝”;“天”与“上帝”都是具有思想、感情、意志的超验生命存在体; “天”或“上帝”都对人间的权力行使进行制约;权力主体“权力滥用”时,“天”或“上帝”都会降下瘟疫、饥荒、地震等灾祸。君主或领袖回应灾害的态度和行为,对国家、民族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