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人各有分的政治秩序在深层次被引向了向内用力的伦理生活,每个人皆有其上天赠予而人无法予夺的“性分”,人在此内在“性分”中即可上通于天,从而得以自我实现,并获得归属感;另一方面,对人情的引导和治理可使人心由离而合,这是达成天下一家的又一关键。
《明刑弼教》不局限于晦涩难懂的陈条旧令,讲述中国古代法律之历史,而是抽丝剥茧,去其躯体,得其精神。全书从中国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地理环境与中华法律传统的关系、小农经济与中华法律传统的关系、宗法社会与中华法律传统的关系、中国法律思想的伦理属性、中国传统的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等十五个方面或角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
王夫之的《周易大象解》,既是一部易经的解释之作,更是一部伦理学著作。从卦德、卦象、卦名等方面进行剖析,可以发现《周易大象解》通过揭示物象中蕴含的哲学意义来阐释士君子道德修养的总体特征。王夫之以周易卦象所体现的景物作为人修德的效法,既有对解经方法的提揭,又有对君子修德的阐发,其重要解易原则“天人合德”“乾坤并建”“···
《万国公法》所引发的晚清经世儒者对西方国际法的争论,值得从文明与国际法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春秋公法观蕴含的文明主体性尤其值得重视。以康有为、唐才常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公法观,致力于以儒家普遍主义的仁学构建公法基础,援引《春秋》中的“性法”和“例法”,从仁义法的层面对西方国际法的强权主义展开批判。以廖平和宋育仁为代表的···
孟子突出舜不惜弃其天子位也要保其父不收监或被判刑,反映了当时孝悌礼俗的普遍乃至苛刻,以及孟子本人的高度孝德与宣教之苦口婆心。孟子喜欢讲好听故事以宣教,什么“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孟子何曾实见过舜及舜”五十而慕父母”的事实呢?如《庄子》爱好讲孔子不好听故事而已,不能当真的,会意即可。
拜登身居总统之位,以公权力赦子,既不能在美国现代政治秩序中寻求解释,也不能从儒家思想中获得整全助力。在美国现代政治秩序中,拜登任私情而坏权力,破坏了美国政治的公共性。在儒家思想中,拜登因居总统至公之位,而不能比附非公的父子相隐;且其赦子是发生在居位期间,也没有跳出政治与文明的秩序,不能比舜而实现对人伦的还原。
中国基于仁性意识达到的精神突破,走向了身心一体、民胞物与的道路,既突破了三代以上宇宙论体验的同质化模式,又开启了精神与自然、历史与宇宙的共生秩序,从而抵达以文与质之间相互滋养、彬彬共生为特征的“文明”,这一“文明”并非与自然、质朴、野蛮对立,而是对自然、质朴的保全、成就和升华。正是由于成就了中道真理,中国之所以为···
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涉及国家的证成与君主权力的正当两个方面的内容。“礼”这一概念在荀子思想中属于证成性而非正当性范畴,以“礼”为核心和中介,一方面,荀子的政治哲学解决了政治国家存在的必要性问题,即实现了对政治国家的证成;另一方面,荀子通过假定人性恶进而使人做人使命的完成不得不依赖于礼义、君师等外部条件,由于礼义又···
通过对相差十余年的《日本变政考》和《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比较可以发现,康有为“升平世”宪法中的君主制度保持了相对稳定性,相比专制君主制已具有根本性改变,君主在作为政治权威存在的同时其实际权力趋向虚化,但并未全部丧失。
《论语》是孔门问学心得之集结。今欲通治群经,须先明“微言大义”。欲明其微言大义,当先求之《论语》,以其皆孔门问答之词也。求之《论语》,若不能得旨,并是微言;得其旨者,知为大义。一时并得,则虽谓仲尼未没,七十子未丧可也,岂非庆快之事耶?故《论语》一书,六经之精要也。
朱子《大学章句》曾造成了明德属「心」还是属「性」的争论,对此,船山认为明德直指为心,乃心之本体,也是心统性情之心,性澄明于心的过程就是此心与外物相接发出情的过程,这体现出「以心显性,用中备体」的思维路径。
因西汉儒学着力建构政治合法性思想,“河洛”亦获得了新的内涵:司马迁发挥“河洛”的地理文化意义,主张超越“形胜”而追求“德胜”的治道思想,以三代礼治所体现的中道原则建构其政治合法性思想;刘歆通过八卦、《洪范》赋予“河洛”以“经”的内涵,建构他的正统思想,藉此解决西汉的德运问题。
在《大清通礼》中补充士庶礼仪的相关内容,并突出《通礼》简明易守的规范性格成为清朝统治者伸张皇权、推行教化的重要举措。但是,形式上趋于完备的《大清通礼》在各地的颁行情况并不理想。随着道光朝续纂《通礼》及依据《会典》《通礼》制作的“简明规条”的刊布,《大清通礼》的相关内容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与普及,对基层社会秩序的构···
中国伦理学建设不仅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性文化建设要素。面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尤其是西方主流伦理学理论的输入,中国伦理学面临新挑战。
牟宗三将历史视作“理”在人之行事中的展开过程,因而人性论是历史哲学与形而上学的理论中介。“理”分为“实现之理”和“形构之理”,表现在人性结构中就是“综合的尽理精神”和“分析的尽理精神”,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就是这两种理性的实现过程。
朝鲜前期的“四七之辩”在朱子学的框架之内展开,退溪力图以“理发”凸显“四端”的超越性,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异质异层的两种情感。而栗谷恪守朱子“情即气”的界定,将“四端”与“七情”视为同层包含的关系,并以至善之“意”作为引导“情”的超越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道德情感的替代性方案。
苏轼具有强烈的承道自信和传道意识,苏学一度也被一些士人视为儒学正统。苏学虽然在北宋后期遭到新党集团的严重打击,但最终在南宋崇尚元祐的背景下强势反弹,并在宋孝宗时期达到极盛。关于淳熙四年的孔庙礼议和苏学之盛,张健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但其将苏轼未能从祀配享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遭到理学集团的阻挠”,或许值得商榷···
《春秋》学肩负着体证天道性命之理的道体和奠定立国根本规模的治体的双重使命。以道体为治体的正当性来源,以治体作为道体的客观化落实,赓续着儒学全体大用、内圣外王的宏阔规模。这样,王道政治的重建才具有根本的合理性依据,并且能够在吸纳文明新质过程中做到因时创制。基于此种明体达用的“安定规模”,儒家经学能够不断地激活和增···
李泽厚先生以饱满的文学激情而热情讴歌的所谓“启蒙”,并不是被所谓“救亡”压倒的,而是“启蒙”自身就存在着极大的蒙昧性,从而必然导致很多方面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体现在当年的所谓“救亡”过程当中,而且这种“启蒙”自身的蒙昧性,又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谓的“启蒙”重启过程中,当然,在李泽厚先生这篇讨论“启蒙”与···
与西方社会的方案不同,东方儒家伦理提供了另一种积极老龄化的叙事,该理解不是聚焦于生产力,而是关注一个变老的社会如何帮助个人应对越来越长的生命周期,实现好的生活。儒家的“学”与“孝”是帮助我们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两种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