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与宰杀马牛等畜产的行为对象一致,但古今各时期对二者的处罚轻重不等,此缘于不同时期对两种行为之罪恶程度、一般预防必要性等多重因素的不同考量。以“足食足兵”为目标,传统时代对马牛等畜产的保护在表面上是对牲畜的“不忍之心”,实则体现出对人自己的“不忍”。
爱你夹谷对君王,爱你凛然的模样,爱你陈蔡绝口粮,理想仍不放。爱你内心的坚强,打开希望的天窗,爱你和我那么像,丧家狗一样。来吗,值吗,这沉沦的人间。抗吗,抗啊,以最宽柔的刚,致那衰世中的挺立与坚韧,谁说高高在上的才是圣人?
不过蒋庆并不孤单。重新燃起对孔子兴趣的也不仅仅包括政府宣传机构和学术期刊。中国政府的领导者日益接受孔子,针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采取了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社会处于不断流动之中,缺乏明确方向的指引,而且如蒋庆所说面临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没有转向西方,而是在历史和传统中寻找指引性的···
本文从唐文明先生讨论“天地之心”的三篇文章出发,探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地之心”究竟是否有宗教式的创生含义。《周易·复·彖传》中“复其见天地之心”强调的是生生,《礼记·礼运》中“人者天地之心”强调的是人的主宰意义。朱子哲学中虽有对“天地之心”之主宰义的强调,但天心并非直接生物,而是使万物生,更不会判别善恶,没有目的论和神···
本书主要选辑2020年度发生在儒学领域的重大思想文化热点,既包括学术论文,也包括文化评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儒学最新进展,见证中国当代儒家重大事件,第一时间展示当代儒家的探索性思想成果。本书是反映当代儒家思想进展的连续出版物,直面现实,应时而发,思想深邃,见解独到,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和时代性、代表性、可读性。凡关心···
南宋“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当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华法系以其鲜明的特色与合理的内涵,在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维系民族团结、助力文化繁荣方面,展示其独到的功能。而中华法系在思想理论层面所展示的中华法律精神,则在中国古代、近代、当代社会秩序构建、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始终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龙场至平藩阶段,阳明工夫论的焦点乃是克服支离,使工夫具有切要性。他认为,格物工夫唯有以诚意为统领来实施,才能避免支离之弊,真正克服私欲对心之本体的遮蔽,从而实现成圣的终极目标。1520年致良知宗旨的提出,将本体问题凸显出来。本体工夫成为阳明在工夫问题上关注的焦点,由此阳明工夫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孔子“一以贯之”的“一”指什么,历来解释各异,但很少看到此说是在“厄于陈蔡”的情境中提出的。据此把握“一贯”的语境,可知“一”并非某一个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概念,而是指君子行道能始终如一。
我认为今天讲儒学的复兴,还需要从两个最基础性的工作做起,一个是读经,另一个是修身。在这一基础上,慢慢涌现出一批坚定的儒家,儒学的复兴也罢,转化也罢,自然会水到渠成,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生命和信仰的洪流。
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原本就可以助益于儒家无讼观的达致,孔子故里恰恰诉诸送儒下乡,深究其里还可以发现迎儒下乡。送迎互动涵涉儒学渗透论和实践论,凸显着儒学的民间积累型质,蕴含在其间的儒学论说路数,意在借用精英思想的觉悟提升集体无意识。
在现代坚硬、坚实且散发着某种铜臭气味的土地上,能否以及如何重建儒家的“理想主义”?这是牟宗三先生念兹在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牟先生思想没有过时,牟、唐新儒学也没有过时,我们也应当首先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消化牟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哲学遗产和精神财富。
荀子公共性思想体现了儒家公共治理的现实性一面。荀子从人的群体性来审视人的存在与发展,他正视人的利欲与差异,为了维护“群”的最大利益,强调通过“先义后利”的选择来保证公共性价值的优先性,主张以“隆礼重法”的方略来促成公共生活的有序与稳定。
陈寅恪“同情之了解”的态度与方法,坚持“思想”比史料更根本的学术信念;金岳霖突出“论理学”与“讲道理”的论证方式,确立了“中国哲学史”中“哲学的”特质。这种“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有益于推动中国哲学本土叙事的深入探讨。
唐君毅立足儒家心性哲学传统,创造性地使用和发挥《易传》中的感通思想,建构了一个涵括中西印基本哲学精神的思想体系。相比熊十力的宇宙本体论模式,唐君毅的感通形上学具有一个认识论维度,思想上更为饱满。虽然如此,他的论证并不彻底,其思想构架也未超出他所批评的黑格尔主义,由于没有区分开不同层面的感通,其细节处往往失于含···
本文提出中国哲学中的“势”概念作为对“物”之逻辑及“外在因果”的审美化替代方案,并希望借助《易经》来开发一份宇宙论词汇表。基于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自然观,我们可以将“自然”宇宙中的因果理解成具体焦点及其无垠场域的背景或前景,其中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而所有事物又是任何事物的原因。可见,“自然”因果意味着“自己”“自”···
若对“天命之谓性”只是作发生学的理解,则其与“生之谓性”的区别不大,且俱把“天”与“人”物化,不能证成人的宗教性存在,从而不能区分人之性与物之性。只有在“天→命:之谓性”的间架中,人性总是在“天在命令人,而人在接受天命”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这样,人是可倾听与响应天命的天命在身者。
在中国,郡县制政府吸纳孔子文教,形成了文教国家。文教支持政治权力,故政府拥有道德正当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直接统治,构建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沿此历史路径展开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定型于强化版文教国家。以直接统治、国民认同两个尺度衡量,中国式文教国家形态优于西方式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形态。
自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
“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涉及朱熹的三个基本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朱熹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会在对自身的反省和观照中实现生命的超越和转化,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