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仁教授一再强调书院的文化教育功能,认为书院制可以为现代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
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
我们被迫在现代面临着艰难的文化处境,这种艰难当然是就我们的传统在现代的断裂所造成的心灵撕裂而言的。断裂自有断裂的价值,现代性能够征服中国也自有其合理之处,最起码,个人的解放与自由是现代性带给我们的巨大成就。就算传统在许多方面有着现代性无可比拟的优点,但只要举出现代性所标榜的自由的价值,那么我相信,大多数有理性···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试图以西方的堕胎难题为背景,阐释作为中国传统生育制度的基础的传统身体观的运作方式,及其恰好避免了西方堕胎难题的症结而具有的优越性。本文还将进一步讨论传统身体观在当代所受的挑战,及其在面对当代中国自身的生命伦理困境(如堕胎手术的滥用问题)时所可能发挥的作用。
鉴于当时系统而完整的胎儿发育及胎教学说,儒医普遍把胎儿时期看作人类生命的开始。基于对胎儿的这种看法,儒医一般来说对堕胎持反对立场,但是他们也秉承了儒家在处理实践问题时一贯采取的整全性态度,在复杂的现实中,对堕胎所涉及的多方面的价值和考量加以重视和权衡。
在一个没有“家”的哲学时代,提出“家”哲学势必遭到各种质疑,如李勇教授从内、外两个方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家”哲学可能遭到的批判。“家”哲学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预设。最终“家”问题有一个从“厚的文化”不断理性化到“薄的哲学”的过程。但“薄”并不意味单薄,而是意味着论题的普遍化。
“中国哲学”是近代西学东渐风潮中模仿西方“哲学”而逐步建立的学科。所谓“中国哲学”未能完成对于传统思想的取代,而只是使自身成为传统思想的棺椁。“中国哲学史”是民国学者以找相同的方式生造的,尤其是以儒学为“中国哲学史”的主轴,更是一厢情愿。儒者的使命不是致力于“道”,而是致力于“文”,即传承“礼文制度”,庶几不丧斯文。于是,“···
夷狄所象征的作为“他者”的文化在面临着回归华夏固有思想统序的任务的同时,亦通过自身的融汇完成了对华夏思想统序的重建。而由宋代“华夷之辨”所引申出的归统与建统问题,亦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哲学的书写的一把锁钥。
郑家栋先生视西方民主制度与价值为全人类的价值,要求儒家必须削足适履的去符合。郑先生虽曰服膺唐、牟两先生学问,虽说要复兴儒学,然观其言行,信仰上归于耶教,政治上服膺民主,既然如此内外兼备,自然功德圆满了。儒学又有何容身之地呢?所以,无论把儒学改造为基督教模样只作为少数人信仰的宗教,还是作为一种无所依傍的学说游荡···
从颜子内部视角看,无论是“好学”,“不违如愚”,“闻一知十”,“不迁怒、不贰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乃至“孔颜之乐”,都是对颜子生命状态的现象描述,是颜子好学的自然效验,不是他用功与存心的真实所在。颜子之所以如此,源于自身义理体段之融释,及其与实践生命之统一。
君子“远庖厨”体现了“不见”的艺术,但关键还在仁术的扩充推广。在强调仁的普遍价值的同时,又须注意爱之实践的先后差序。注重保民爱民的本然初心,恰当把握“仁术”“合权度”的双重蕴含。反求本然初心离不开社会实践的推动。“仁术”为“讲仁爱”的社会主流价值的推广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
主体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的搜集考释,乃是花费十年心力精心结撰的重要学术成果,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研究的史料环境,而且推动了古文书学的建构与发展。而依据大量原始契约文书展开分析与研究,采用契约文书、传世典籍、田野调查三者互考互证的方法,也催生了一批质量一流的学术论著的出版或发表,显示了可与敦煌学、徽学媲美的清水···
回想起来,从北京到鲁汶的求学生涯、从天津到珠海的教学生涯,无一例外。故此,希望穿过遗忘的河岸,找回一些记忆中的烟火,不至于全然忘却。
明太祖统治时期,科举考试经历了“兴-废-兴”的曲折历程。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事件,其实质是太祖为平衡南北发展做出的重大努力,也是对北方因元朝统治和长期战乱导致经学荒芜的一种修复。明初的科举兴废过程,体现出学术与皇权之间的深刻张力,也体现出科举作为一项国家重要制度的政治特征。
只有在性-天模式下,人能回应天的这种给予,善才能被确证为人性的一种真实能力。这正是孔子的工作。孔子在真切活泼之道德生活中,对天与人性之关系作了扭转,即把自然生成论形态的天-性之关系扭转为道德形而上学形态的性-天之关系,由此开启中国文化史上的天人性命之学。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国学与国魂》,是郭齐勇先生近三十年发表的40余篇文章的结集,其中,既有贴近时代、议论风生的随笔杂感,也有对症下药、擘肌分理的学术论文,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大旨皆不离“国学”与“传统文化”。
国学教育变成当代教育的一个新热点和重要趋势。从小学甚至学前班就开始进行国学教育,全国相当多的高校成立“国学院”,民间对经典的讲习与文化传承的活动非常活跃,如《周易》《论语》《道德经》《心经》,以及禅修、太极、敦煌壁画、唐诗之路、各种修行类、教养类、康养类、文旅类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为了纪念张祥龙先生,第2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在6月27日下午特别设立了“返本开新:张祥龙先生与中国哲学”专题小组,张祥龙先生的同事、好友和学生在纪念会议中谈及了张先生的学问、人格风范以及对自己的影响。会议开始前播放了张祥龙先生纪念短片,展示了先生的生平和学思历程。
“为民父母行政”是传统行政法制的基本精神,也是传统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具有法律文化价值主体性与治理秩序建构自觉性。此种治理者自觉内生于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宪制结构,进而发展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理术提炼及其相应制度安排与运行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蒙先生讲的“情感的转向”是有明确所指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提法,即在20世纪理性主义占绝对上风的大背景下,怎么来容纳非理性的东西,重树“情感”的价值主体性。这样一种哲学思考,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的一些资源、从儒家思想的特点入手,来重构当代哲学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阐释,无疑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