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本质是人化,国学的核心是人学,教育的功能是化人,化人的关键是化心。”
基于对滇西南不同族群社会生活的田野资料,借助不以任何一种文明形态为标准版本的知识社会学视角,探究以孔儒传统为核心的中华“教化系统”在滇西南各族群的生活世界中内化为地方性“社会知识库”,多元通和的信仰与当地文化习俗相结合,使安身立命的伦理价值嵌入于敬天法祖和神道设教等日常生活的礼仪实践中,构造出了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
今日中国欲传承华夏儒教文明,欲为往圣继“人格之天”之绝学,首当回归儒学“人格之天”之古老信仰,还儒学为宗教之学之本来面目。“人格之天”是儒学所有“天”之信仰之本源,若无“人格之天”,所有其他儒学之“天”之信仰均不能成立。若无“祀天”之“国之大祀”,非但国家丧失其最高合法性之超越神圣基础,中国亦不可称为华夏文明之国。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经过改革的儒学不但相互补充、相互配合,而且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作为西方文明先进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的结合,预示着中西文化融合进入实质阶段。我深信,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共同构成的基本价值体系的推动下,中华文明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
透过《家礼》,可见朱熹礼仪世界的神圣维度:祭之在祠、祭之在时、祭之以物、祭之以诚共同构建了祠堂为中心的神圣空间;同时,在祠堂举行的冠、婚、丧人生礼仪以及日常礼仪则显示了祠堂作为凡俗空间的面相。
新民先生认为,传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积淀,是活泼泼创造生机的来源,仅靠我们当下经验是不够的。几十年、几百年发展史,在人类历史中不过是短短瞬间。大到国家的智力,小到个人的智慧,谈论它们的生长性,传统这个资源是不能丢掉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对20世纪有关“家国同构论”各种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是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中家国关系的关键,也是重建以“家”为方法的现代中国国家理论的根本。本文试图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以家国关系为根本问题,以中国周代国家理论构建为核心,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思考家国文化如何通过调和亲亲与尊尊维系中华政治文明的传承,并在此···
陈确、颜元不仅对宋儒的道德本体论提出质疑,甚至反对“变化气质”这一宋明儒的共法。他们以自然人性论为基本立场,对宋儒基于天理观的本质人性论实施了“思想突破”。陈确、颜元以及后出的戴震以人性问题为突破口对理学的批判,预示着理学传统的断裂。
传统礼学对人与人伦秩序的理解,并不是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的,而是立足于人伦关系的整体。在这种整体性的思考中,以冠、婚、丧、祭之礼构建出了人伦代际生成发展的时间性序列。一方面,冠礼、婚礼标志着新的代际的开始,成人的男女在结合中孕育生成着新的人伦关系。另一方面,逝者的神魂通过丧礼而获得安顿,并在祭礼中始终与家族保持着···
儒家之为儒家的根本规定在于天人之际的仁性感通,这与诗之为诗的本质有着本原性的深刻关联。从儒家思想出发重读杜甫,思考何谓“诗史”,可以克服西方诗学加诸中国诗歌传统的“抒情诗”偏见。
文明之所以以宗教命名,是因为作为文明基础的宇宙图景与存在秩序以及人生规划主要是由宗教提供的。亨廷顿用儒教文明指称我们,主流话语也提倡文化自信,将文化视为理论、制度和道路的基础,儒者为天地立心的自我期许因此又成为一种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书中这一自觉强烈,使我们有信心期待作者在第三阶段的儒教研究中更上层楼做出更多···
先秦时期是贤能政治观由萌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早期“贤”与今天所理解的道德有很大区别,而道德意涵本身也有一个由最初的“合道德性”发展为“道德”的过程。先秦贤能政治观几经改易,分别经历了以“坚”为“贤”、以“财”为“贤”、以“德”为“贤”三个不同阶段,反映了上古时期尚“力”的氏族社会、殷周前期尚“财”的宗法社会、春秋战国尚“德”的士民社···
“化经为史”是以学科化知识的形态,以专业化的现代学术方式,过滤掉了经学所曾包含的、在中国古典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伦理价值与信仰体系。在现代《尚书》学的构建过程中,在经学转化为史学的过程中,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传统价值伦理体系失去了文献依托,这一盲区使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革命势力的左右两翼共同发起的。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梁漱溟先生,以佛学作为信仰,以儒学作为回答人生问题的方便法门,以乡村建设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有益探索,从右到左,左右互济,而后带着问题离开这个世界。
荀子政治哲学贯穿着一条法治的市场经济如何可能的基本线索和核心问题,即从性恶论所描述的人在自然状态下依靠暴力争抢谋利的人类生活,转变到通过“化性起伪”的道德和“明于天人之分”的礼法所构造的治理秩序,然后在以互不侵害的方式谋利的法治社会中,通过彼此“给人之求”的供求关系及其欲与物“相持而长”的市场经济原理,获得利益的实现。
丰县“铁链女事件”牵动着亿万国民的心,也深深刺痛着我们这一群儒家学者。拐卖、残害妇女及拐卖儿童一类的人口犯罪,不仅道义上实属贼仁害义,天理不容,且早已成为全体国民心中的隐痛和生活的时忧。以上事件虽是个案,但其中的问题与积弊并不简单,有必要按照“实事求是”的传统学术精神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解剖麻雀”方法,具体解析、研···
20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被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之新气象。20年代末至抗战初,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及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40年代,受持续战争之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
所谓“先师董仲舒”当如颜师古所云,泛指某经之学的早期研治者,嬴公实乃师承胡毋生,并未从董仲舒受学。至于胡毋生和董仲舒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纬书的相关记载,从而推知二人当在《公羊传》文本成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汉人把胡、董二氏均纳入《公羊》氏家学的传承统绪中来,并且明确揭示二人所起的作用是“推演其文”,亦即文本的···
1930年贺麟发表了论朱子与黑格尔太极说的文章,张荫麟即作了评议和讨论。1934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出版,张荫麟又对其中所述的朱子太极动静说提出了意见。1938年张荫麟以对冯友兰书中朱子太极动静说的意见为基础,发表了关于这一讨论的专论文章,贺麟则对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评议,使得相关讨论更为深化。这一轮关于朱子哲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