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是“一国两制”的一个部分,必须依据并服务于这一宪制前提和框架。新选制就是将香港民主的“爱国”前提条件予以制度上的清晰化,是对香港民主文化与民主社会基础的重构。香港民主的评判指标也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回归“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而投票率只是评价香港民主质量的一个指标,将其过分凸显恰恰反映了香港民主文化仍然···
“家”或“亲亲”不止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意义非凡”;如果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径”,那么它也就是一种可被普遍追求的(而非普遍主义的)原则,在任何文化和人类的生活形态乃至意识形态中,都是或可以是意义非凡的。
2018年,笔者曾以“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为题写了一篇纪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60周年的文章。文章以分析儒家心性论核心内容之一的“人禽之辨”为例,表达了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宣言》把心性论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但对心性之学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总结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种精神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以人为本、民胞物与”“克己复礼、公义至上”“天下一家、和衷共济”“万物一体、和谐共生”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历经明清之际的思想纠偏与近现代的话语转型后,“良知”在古今中西维度的现代呈现使得人们困惑不已:今人之“良知”还是不是古人之“良知”?这一追问不是历史向度的差别,而是存在本身的变化。良知内在品性与历史境遇的相互砥砺使得“五百年来王阳明”的问题省思,不仅涉及对良知自身绝对价值的叩问,也是关乎现代性视野下如何认领良知本真···
“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
长久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哲学强势影响了我国当代思想,同样影响着儒学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待接续与康复,而经学研究正是基础性的工作。如果经学研究忽视了先王之道的宗教维度,所描绘的古代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图景。经学研究既要入哲学,又要出哲学,并且还要看透基于哲学思维而不知不觉沾染的西方价值观念。现在应该···
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历史上的佛教徒之重视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中庸》,就是因为《中庸》之义理可以会通佛教之圆修境界,也就是说,至少北宋早期的佛教徒是把《中庸》作为一种圆教文本来认知的。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二程、朱子等理学家,最后由朱子完成了以“四书”为主要文本的圆教教化体系。同时,“小人之中庸也”这一章,更能凸显《中庸》作为圆教文本之内···
中华天下秩序中的“中国”是周边对礼义文明的自愿认同,“内外”是一种以文明为根本的差序格局,体现了以德教对待外部民族,以文化吸引外部世界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王道天下”的世界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共识构建中,体现为秉承正确义利观的“利益共同体”,履行责任敢于担当的“责任共同体”和践行仁义之道的“命运共同体”。“内外之辩”···
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境下,这个领域怎样保持自己的清醒,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坚守底线,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希望你做的事,不成为给别人跑龙套的配角,这些是我们行业应该在未来5到10年,在越来越严峻的环境下该思考的问题。
李泽厚先生的批判性对我们这些爱护文化传统、从事创造转化的学者来说具有刺激意义,即今天讲传统,不是抱残守缺的讲,而是要回应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继承李先生的思想遗产,我们在李先生那一辈人的基础上,理应更加重视经典,杜绝浮泛,扎实下功夫,力争在对古代哲学思想的创造转化方面,更上层楼,以此告慰李泽厚先生的在天之灵!
荀子的心性论可概括为“性有恶端,心能择善”。详言之:从本源上讲,“性”生而具有;从发用上讲,“性”自然发用。从结构上讲,“性”包括感觉、欲望、智慧三部分。从善恶上讲,感觉、智慧不以善恶论;欲望具有趋恶的端倪,易于自发膨胀,导致恶的后果;但欲望并非全恶,相反,合理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
八十年代多重要李泽厚就多重要。现在的模样,很难说是李的思想逻辑之展开、那种现代性的展开。二者之间的紧张为许多的刷屏提供了动力,但只有对这种紧张进行理解诠释,才可以把他的著作从个人记忆与情感内重新嵌入思想史,在这样的坐标里进行评价讨论。这应该才是对一个思想家最好的纪念和尊重。
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
李泽厚和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在天人问题的高度上全盘解决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而同样的问题也在于,如果在对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的理解上,预先已经站在了现代和西方的立场上,那么,古典和中国的意义,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真正呈现出来。
本文梳理了社会学将中华本土宗教作为独立实体研究的学术脉络,提出从中华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之内在机制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认识和解释中国本土宗教并进行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本文指出“神道设教”原则下政治伦理与信仰教化之间形成的耦合关系,决定了在中华民族格局下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中的宗教信仰体系的走向。
天下之理想治道,在于“王者兴”,在于“王道”规范的认同与多元力量的整合。王道秩序,因而成为“协和万邦”的理想性秩序,其中融贯的是和平、共生、安全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理性秩序思维与国际法精神。
兹先简述伦理政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原则,然后以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荀的思想为例论述儒家“伦理政治思想”五个组成分(内圣外王、君子之治(德政、礼治)、核心价值“仁”,治理目的“人人向善”和至上神“天”)以及作为伦理政治“合法性原则”和“合法性理由”的“仁政”。
本次调研尝试从历史及现状两个维度,简单观察和分析各种不同形态的宗教与儒家的关系,也探讨儒家传统活动场所现代功能的变化。根据调查对象不同,我们从儒家宗祠与书院、儒家与外来宗教、儒家与本土道教这三个角度展开探讨,希望有助于学界了解当前儒家在广州社会生活中的现状,以及儒学的核心价值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