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约编》是晚清经学家廖平所作伦理学讲义。在该书中,他用进化的方式重构了儒家经典中的伦理思想。首先,他将《仪礼·丧服》中的尊卑伦理主体,构拟为具有时间维度的进化符号。以此为线索,廖平把《荀子》“礼有三本”说,拆分为从“奉一天”到“礼三本”的历时结构,使得孔子创制之“礼”成为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化法则。最后,廖平又···
“绝地天通”与其说是历史事件毋宁说是宗教事件,仅从历史、哲学角度去探究还远远不够。我们应从宗教层面切入,结合神话及其相关文献记载进行综合讨论,才能真正做到对“绝地天通”的全面理解。这不仅是巫觋专职化、王权神圣化的逻辑起点,而且促使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古代国家宗教逐渐形成并日益成熟,也使原始宗教的核心要素得···
《儒者论法》一书是朱勇教授基于儒者立场对于中国法律传统的思考,梳理中国古代法律“忠君”“治官”“约民”等历史传统,总结中国古代法律“德法共治”“权利换和谐”“则天立法”等基本特征,发掘中国古代国家治理“官法同构”的制度逻辑,明确“祖制”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的国家根本法作用,阐释宗族法在中国古代基层社会中的有效治理作用,以祖制···
通过以儒诠经,赋予伊斯兰教以独特的中华文化内涵,使中国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儒家气象。通过以经诠儒,用伊斯兰教丰富儒家思想。伊斯兰教以先天来降、后天复归的环形世界观理解宇宙变化及人的生活世界的转换。伊斯兰教的存在论关乎存在与本质,存在具有多种层级、多种样态的思想,为儒家形而上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近十数年,作为一种消失已久的传统思想范畴,家国天下之说、修齐治平之论再次进入当代人的视野,重新成为流行的政治和学术话语。这种情形表明了传统思想的丰富性与当代性,同时也展现了历史与现实联系的多种可能性。而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关联,对于论者和读者都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游吉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有意识地系统探讨人性问题的人物,其人性论思想及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游吉的人性论,不但是殷周之际以来人文主义和人性论思潮的新进展,也对其后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中国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链环,但它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诚为憾事!
我的发言内容包括“一个缘起,三个层级,五个步骤”:一个缘起,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思考;三个层级,是说现在高校里边都存在着三个层次的教育;五个步骤,则是我对哲学书院教育理念的一点思考。
异姓继承是中国继承法史领域内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宗族陈规,还是国家法令,民初中国的法定继承都排斥异姓养子。该时期的龙泉司法档案却呈现,异姓继承人可借助增加族产换取宗族对其继承的接受。
根据《孟子字义疏证》所论,戴震主张的“以情絜情”,没有了格物致知,连正心诚意都付之阙如,却让情自带一种天然的“不爽失”。他以“人无有不善”反对程朱之“性无有不善”,坚持的并非性善论,而是人善论。他又反对荀子的礼义在外,将礼义收归人性,看起来是想维护孟子内在化的路线,实则将礼义世界坍陷于人心之中,而人心又陷溺于血气之中。
东海先生所列蒋庆先生五大思想错误,或出于不了解,或出于误解,皆非蒋庆先生思想之错,多因世人好议论而不好深入读书思索以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所致。至于两位先生于儒学之不同见解,也确然存在,然并非冰火不容,多由对儒学义理之理解体证不同所致,唯在求同存异,然后交由时间和世人去评判,如此而已。
蒋庆思想大错有五:一是将天道人格神化,二是将内圣外王视为并列关系,三是认为内圣外王对人性认知有别,四是将儒家与宗教乃至伊教相比对,五是过度贬低自由主义和西方文明。这五大错误,都有违儒理易理。
就本质属性而论,儒学社团的参与主体属民间派,儒学社团具有身份中介性、人员多元性、业务灵活性、话题实用性的突出特点。新时代儒学社团的使命担当是:在讲清楚儒学与中国、讲清楚儒学与时代的基础上,发掘提炼儒学核心价值理念,促进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儒学融入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深入生产生活,推动儒学的生活···
香港民主是“一国两制”的一个部分,必须依据并服务于这一宪制前提和框架。新选制就是将香港民主的“爱国”前提条件予以制度上的清晰化,是对香港民主文化与民主社会基础的重构。香港民主的评判指标也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回归“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而投票率只是评价香港民主质量的一个指标,将其过分凸显恰恰反映了香港民主文化仍然···
“家”或“亲亲”不止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意义非凡”;如果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径”,那么它也就是一种可被普遍追求的(而非普遍主义的)原则,在任何文化和人类的生活形态乃至意识形态中,都是或可以是意义非凡的。
2018年,笔者曾以“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为题写了一篇纪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60周年的文章。文章以分析儒家心性论核心内容之一的“人禽之辨”为例,表达了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宣言》把心性论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但对心性之学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总结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种精神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以人为本、民胞物与”“克己复礼、公义至上”“天下一家、和衷共济”“万物一体、和谐共生”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历经明清之际的思想纠偏与近现代的话语转型后,“良知”在古今中西维度的现代呈现使得人们困惑不已:今人之“良知”还是不是古人之“良知”?这一追问不是历史向度的差别,而是存在本身的变化。良知内在品性与历史境遇的相互砥砺使得“五百年来王阳明”的问题省思,不仅涉及对良知自身绝对价值的叩问,也是关乎现代性视野下如何认领良知本真···
“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
长久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哲学强势影响了我国当代思想,同样影响着儒学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待接续与康复,而经学研究正是基础性的工作。如果经学研究忽视了先王之道的宗教维度,所描绘的古代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图景。经学研究既要入哲学,又要出哲学,并且还要看透基于哲学思维而不知不觉沾染的西方价值观念。现在应该···
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