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违背韦伯理论研究目标的基础上,聚焦于他关于中国宗教的论述,对比杨庆堃从制度性宗教/弥漫性宗教对中国宗教的分析,来重新思考韦伯用正统/异端划分中国宗教的理据和意义所在,或可为探讨中国宗教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中国的政治组织结构提供了何种动力支持和形塑力量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性”概念是在天命论和宇宙生成论的双重思想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它联系着“天命”和“生命体”的双方。其一,“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追问生命体之所以如此及在其自身之本原的问题。它是一在己的、内在的且潜在的本原和质体。其二,“性”来源于“天命”,是“天命”的下落和转化,而人物禀受于己身之中。“天命”与“性”虽有位格的不同,但其实体并无···
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因提供了所谓“弃儒就贾”的典型以及“四民异业而同道”论而被视为“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然而《墓表》实则是一“乌龙”之作,墓表主人公“未尝一日从商”。《墓表》的写作时间既非传统所系的嘉靖四年,亦非当今学者认定的正德五年,而是正德十一年,故称其为“晚年定见”并不确切。
西方文化和哲学普遍性的神话,是建立在将普遍与特殊概念截然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上的。如果我们接受黑格尔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将普遍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有差异的同一的概念,同时吸收中国传统对普遍性问题思考的积极成果,我们就不但能够以超越现代性思维的方式证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而且还能对普遍性概念本身作出中国···
马王堆《系辞》篇的内容及其成书年代、马王堆《系辞》篇和今本《系辞传》之间的异同、马王堆《系辞》篇的主要思想,是马王堆《系辞》研究的三大课题。中日先贤已经指出今本《系辞传》与《礼记·中庸》篇有着深厚关系,由此不难推测马王堆《系辞》篇同样和《中庸》有着深厚关系,这些文献最早原型的形成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马王堆···
在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主空间上,儒家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但儒家将个人置于社会秩序之中且尊重资质,从而能够避免自由主义的三个原则即个体价值、个体自决和抽象平等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今古文经学传统上,张尔田兼采古今,以今古文的传统史学语境叙述经学;蒙文通则突破了今古文的学术视野,对经学展开现代研究。《史微》与《经学抉原》彰显出经学写作中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学术形态,但经学的叙事价值并不能简单以传统与现代二分的标尺去衡量和区分,而是呈现出复杂微妙的局面。
皮锡瑞字麓云,后改字鹿门,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人(今属长沙市),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因他自署所居曰“师伏堂”,后学尊称“师伏先生”。皮锡瑞于同治二年(1863)考取秀才,年方十四。同治十二年(1873)获选拔贡,但翌年朝考因病报罢。继而三应乡试(1875、1876、1879),均名落孙山,直到光绪八年(18···
在“仁”之意涵的发展与转向进程中,孔子对“仁”作出了新的诠释:一是以“孝”代替“祭”为“教之本”,体现其重现世人伦的精神;二是以“爱人”定义“仁”。
本文认为,康有为在论证上采取“诸子学转向”的策略,运用先秦诸子尤其是墨子来支持他儒学理论。这一论证策略回避了丐题与循环论证的问题,还因其解释力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论证效力。
严复推崇西方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中西比较中从实证主义的理路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成份,但他的“依古论说”仍深受儒家思维方式的影响。通过对中西政教分合关系的分析,对知识与信仰的区分,严复为宗教的永远存在保留了位置,此“与人道相始终”而不可废的宗教即为“真宗教”,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儒家或孔教作为“真···
《行状》所载“为可恨耳”方为阳明临终遗言的实际,“此心光明”是绪山编写《年谱》的杜撰。嘉靖本与全书本《年谱》内容上存在差异。
依据宇宙本体论层面的生成关系,邵康节首先就“太极”(“道”)之“一”与万物之“多”间的对应关系作了相应说明。基于一多对应由本然向应然的“致用”,邵康节不仅在形式上确立了儒家“圣人之道”对于天下万民的普遍范导意义,还从实质内涵方面阐发了“圣人之道”自身的普适性意蕴。
事实上,荀子思想中的人间秩序既不来源于现实时间线索上的先王法度,也不植根于抽象逻辑链条中的某一先天概念,而是通过对三代以来“宇宙论”秩序模式的翻转而来。但在荀子思想的秩序模式下,每一个“涂人”都可以从天地之间获得接近“圣人”的资格,继而通过自身实践活动获得人世间差等秩序架构中的具体位置,并最终成就“王道”政治。
荀子所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开始了“精神突破”,并以此为“轴心时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从以帝王为中介的“宇宙论帝国秩序”向以圣贤为担纲者的“精神秩序”的结构性转变。在具体秩序内容上,这一转变意味着从“治出于一”(“治”“教”的浑沦未分)到“治出于二”(“治”与“教”的分化)。
“感通”是一种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认识能力,感通所成之“象”在超出感觉经验的同时又不走向概念。由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是在感性与理性二元区分的框架下展开的,因此,以“感通成象”为认识论根基的中国古代哲理从根本上溢出了西方传统哲学的视野。
学界往往重视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而忽略了熊十力与唐君毅的观点。事实上,熊十力的“良知推扩”说与唐君毅的“良知虚通”说,以及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说,共同构成了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的一条思想线索。
以殷周二代的诸侯国为例,在郑玄之前,《史记》《汉书》对殷周诸侯国数量的记载各自不同。而郑玄在注经中,通过三代异制来平衡经书异义,把《王制》的大量记载都理解为殷商制度。因此,他判定殷制、周制是弥合群经异义的结果,而不是为了考证殷代、周代制度。而在郑玄经学的影响下,杜佑的《通典》则以三代异制构建三代制度,最终构建···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系统阐发了自己的“天命”“天道”“元”等概念,并由此展示出在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儒家如何借助汉初自然化的天人观念来建构其普遍性的政治原理。在此基础之上,董仲舒进一步借助“元”观念形成了天道对政治秩序、伦理秩序的支撑,完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转折。
在乾道七年与吕祖谦、张栻等的辩论中建立了“仁用义体”的新模型,以区别于传统的“仁体义用”。庆元二年在与董铢的讨论中为了协调扬雄和周敦颐的矛盾提出了“仁体刚而用柔”的命题。同时在庆元三年又在与辅广的讨论中提出了“仁体静而用动”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