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是概论式、泛化式的研究,亦不是思想史、学术史的简单梳理和再现,而是将程门后学看作一个整体,一个活的历史存在,一个思想分化与问题争论相互交织的学术共同体进行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以是时程门后学关注和探讨的学术问题为线索,依据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按照“渊源—推阐—建构—转化”的思想演进脉络,对程门后学思想···
过去一些年,贝淡宁的著作受到不少批评,有人暗示他是在为中国的政党国家辩护,不过我觉得这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他的观点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有关传统东亚思想中发现的社群主义价值观,以及这些价值观如何指导了政治体制和生活生活---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在西方,人们往往瞧不起官僚机构,非专家组成的政府和无情的商人心···
荀学中确实存在着法家专制主义因素。皇权帝国时代“独尊儒术”,于是有法家之嫌的荀学衰退,而作为儒学正宗的孟学兴起;但荀学却仍以隐蔽的形式发挥着重大甚至根本的作用,这就是专制权力的“阳儒阴法”政治路线。而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性之际,荀学复兴,这表明荀学中存在着有助于现代性启蒙的思想资源。但荀学的现代复兴乃是伴随着儒学的···
历史上儒家文化与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双方能够互动、融合,亦源于彼此的文化中具有相互契合的因素,这是云南各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思想的人文基础。还有,历代中央政权都注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战略导向,为儒家文化融入当地文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云南主要的少数民族是白族、彝族和傣族,本研究以其为中心展开分析,认为在历史上,随着儒家···
作为明清儒学转型之际的时代产物,王船山哲学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一方面船山哲学与宋明新儒学之间有其结构上的相似性;另一方面船山哲学的基本立场又与清代新义理学颇为一致。因此,朝宋明新儒学与清代新义理学两个不同的方向诠释、定位船山之学,似乎都能找到相应的文本根据。本文尝试以宋明新儒学区别于清代新义理学的核心理念为参···
在以民心皈依为根本指向、以人心评判为最高标准、以人民本位观为根本价值指导的东方社会人心政治形态中,“民心之所望,执政之所向”,是人心政治的“源”之所在,内蕴着需求之源、使命之源与责任之源三重动力体系;“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有能者为之”,是“人心政治”的“流”之所在,孕生了通过具有理性力、能动力与行动力的组织将制度与人···
民心”政治可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十六字心传”,关键是在“道心”和“人心”之间如何“允执厥中”。朱熹将其精髓阐述为满足人民“合理”的欲望。这一世俗理性的政治理念启发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经过深度加工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输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独特的方式复兴了中国传统的“道心”和“人心”政治,并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在“先善后众”的原则···
为了克服政治衰变中的民心失范,优良政治的出路在于构建起一个包括政治原则、制度方略和政治主体三要素的治体。立国思想家强调政治家相对于行政官僚、治民心(教化)相对于治民事、经制纪纲(礼治)相对于刑罚威权、更化相对于变法的一系列优先性。这代表了对于政治事务的一种规范性理解,它伴随历代立国实践不断得到检验与重构,形成···
江浙地区民间正在自发兴起一种“两头婚”,即男不娶女不嫁的小家庭,兼顾男、女父母双方家庭,生两个小孩,分别跟祖父、外公姓。对于江浙地区两头婚的兼顾父系、外祖系这一现象,在独生子女特殊时代,尤其具有“存亡继绝”的仁义意义。并且,也符合传统华夏习惯法的补充救济措施。
人类社会中,家庭是一个最基本、最长久、最重要的社会组织。传统家庭的组成,是经婚姻的链接,再由血系的扩延,透过世代的传承而留于永远。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传统家庭价值和结构受到冲击而发生变化,特别是国家通过制度性方式对人口发展进行强干预,从根本上影响了民众在婚姻与生育方面的观念和实践。
“德”是西周思想的核心概念,厘清西周德论系统及其形成则是解决殷周之变中神道和人道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钥匙。殷周之际确实存在新旧文化的更替,但这种更替既不像孔子说的那么和缓,亦非王国维说的那么剧烈,而是新旧文化之间既有明显的延续,又有重大的变革。这场变革主要表现为神道与人道的合流,由此拉开了人类轴心时代的序幕。
儒佛之辨构成了张载哲学的重要内容,而对万物本原的追问与对人生价值的安顿则是其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就前者而言,佛教主张“真如缘起”,以真如本心为万物的本原,但在张载看来,这一思想实质上是以精神实体作为万物的本原,不具有真理性。因此张载重新肯定了儒家以气为万物本原的思想,并对其真理性进行了论证;就后一问题而言,佛教以···
就儒学而言,中国只是证伪现代化理论对非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指引,从来也没有让自己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可仿效的模型。那种只讲儒学的阶级性、只讲具体历史化或情境化的儒学,否认儒学具有普遍意义,说到底就是只能讲西方思想的普遍性,只认为西方思想有普遍性,只要讲儒学中有普遍真理,就是东方主义,就是本质化,这是不折不扣···
预测与展望2021年的中国,离不开与回望2020年相结合。回望之大者,离不开回望2018的中美贸易战、2020的抗疫以及脱贫完成。疫情加速了文明、大国的兴衰进程,兴者愈兴,衰者愈衰。中国在疫情的考验下加速了对于自己体制的完善,同时也更自觉、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明底层结构,从而愈发增强其最深层的“文明意识”。
本文是对性命论哲学体系的一个初步引言。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是存在论,而中国哲学的基本传统是性命论。第一哲学问题应该是“性命”,即使在存在论传统中,“性命”也是其实质的核心问题,“存在”只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假定。在存在与性命的张力中,西方哲学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带来了难以化解的问题。
现代性不但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也是一个开放的事业。因此,对于现代性也好,现代中国也好,社会实践主体的思想能力、认识能力、反思能力以及批判力和想象力怎么样,肯定是很重要的。法治也是这样。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一种秩序类型,法治无疑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实行法治,实现它特有的功能,需要满足的条件很多。就中···
仁孝关系问题在宋代被提出之后,一直争论不休。程朱理学构建庞大精微的“仁体孝用论”,将仁与天地之心、生生之仁相结合,确立仁为第一原理;同时,认为孝悌是仁体发用的情感,是行仁的第一件事。基于程朱理学“仁体孝用论”的框架,结合心学与清儒的有效批评,有必要恢复宋代以前将孝悌视为本性的认识,以及重构孝悌的心、性、情架构,展···
牟宗三哲学长期以来都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在此背景下,要在牟宗三哲学研究方面谈出新意,似乎是件十分不易的事情。然而,盛珂教授新着《道德与存在:心学传统的存在论阐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却为我们重新审视牟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
钱锺书对理学家诗的批评体现了其思想“趋时”的双重性:表层的与意识形态相呼应的“趋时”和深层的与二十世纪以来借助西方思想“重估”中国传统的潮流相激荡的“趋时”。前者表现为在《宋诗选注》中理学家诗的大规模缺席,后者表现为他以理念说、审美无功利说等西方现代美学观念为理论资源“重估”理学家诗与中国诗学传统,对诗的认识亦藉此发生···
若沿孝亲对诸德追本溯源,孝道就会转为天人关系而不具内涵。孝亲关系虽具普遍性,却也包含不可被普遍性消解的缺憾性。应当体察与正视孝道的缺憾性,看到哀、恸、忧、惧是人生应有之义,否则将带来对人伦复杂性与特殊性的化约甚至摒弃。仁孝在纵横方向上的不同展开是生命中不可消解的维度,一贯之道当维系此间张力而不能以消解二者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