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缩小了庶民教化的范围,认为“知之”不是圣人教化庶民的任务,这有待于庶民自觉自知。宋儒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阐释,不仅为此种庶民治理方式确立了王道依据,而且为其确立了合理的边界,并且为明代心学“觉民行道”的教化实践铺垫了理论基础。
就像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局限和短处一样,新冠疫情也使中华文化、中国制度的长项和优势显露无遗,我们应该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深度开展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度对话,在整个世界上彰显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的巨大优势和意义,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
先秦时期的“对越”“临格”“昭事”“事天”等均具有比较强的宗教性特征,但在宋儒那里,对天的宗教性解释就比较弱。迨至晚明,随着天主教的进入,士大夫开始恢复或强化儒家的宗教性,突出天的赏罚功能,传教士则将儒家的天等同于天主。在“敬天”的共同主旨之下,“一天各表”,东西之间、儒耶之间展开了交流与对话。儒家经典在诠释方面所存在的···
我们今天为中国、为人类寻求善治之道,没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在西式宪政、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上,当然还是要做研究的,但恐怕要保持反思、批判的态度;相反,现在应该更认真地对待中国自身的传统和现实,从中抽绎出普遍的价值,发展出理论,重新想象并推动建设良好经济政治制度。
康有为以及持经学路线的新康有为主义者所自居的正统,并无历史与理论的基础。作为复兴儒学的途径,它有着种种缺陷。如果我们还希望儒家作为普世价值,参与到当代放大了的诸子竞争之中,我们就应该采取一种子学路线,即在包容从不同的儒家经典出发的多元传统的基础上,结合历代儒者对政治制度的反思和创新,面对当代政治问题,给出让非···
从思维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生存同时具有两种形态,即无知之行与有知之思。传统儒家强调知行合一、以行为真知,突出了无知之行的地位,却仅仅走出了半步,而忽略了有知之思的基础性地位。只有当我们有知、以思维为生存基础时,我们才完成了另半步。
邵雍哲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复杂而系统的体用论。这一理论有严整的结构。一方面,关于事物内部的关系,邵雍以体四用三的形式,界定了事物之整体及其自身当中之为形质性与活动性的因素,表达了对于用与不用的理解;另一方面,关于事物之间的关系,邵雍则以体用对待的形式,从动静、主从、高下、先后等角度说明了体用的复杂含义与事物···
斯洛特提出道德对称性以解决美德伦理学与其他类型的伦理学相竞争的问题,从而确立美德伦理学在当代西方伦理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儒家伦理学中也含有道德对称性问题,而孔子“父子相隐”、孟子“窃负而逃”的伦理叙事体现了儒家在涉己和涉他的道德选择中是持一种中道观点,即在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以确定最恰当的行为方式来处理特···
这场思想论战,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论辩双方的观点本身,直接激发着当今学界对于古今与中西、道德与政治、制度与行为以及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更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蕅益智旭对《论语》的佛学解读最能集中体现他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重视。蕅益智旭注解儒家四书的目的在于“藉四书助显第一义谛”,即使佛教的第一义谛或者说终极真理得到有效的诠释、说明和彰显。
从张祥龙所提出的现象学视角入手,通过对《春秋繁露》的研究,梳理出其中的时间意识。“元”作为《春秋繁露》的核心范畴,其本身就内蕴了时间,进言之“元”即是时间的发端。推而论之,天道、阴阳以至于四时、五行皆为时间的展开,人道之社会历史合于天道,同样是随时显现的时间本真。《春秋繁露》之天人关系即是在时间上的统一,而这样一···
王阳明诚然没有上升到自觉理性的层次思考良心与责任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其良知说也自发地触及二者的关联,因而,加强对阳明有关良心与责任关系思想的研究,既可以深化阳明心学的研究,拓展它的学术空间,激发它的生命活力,也能为当代儒家责任伦理学的构建提供思想资源。可以从隐含的、实质的维度分别从良心之学与责任伦理、良知本···
康有为将“仁政”解释为以实现普遍民众的幸福为目的和以个体“成人”为依归的结合,“仁政”成为一个“势”所制约下的以“智”的突破发展为动力,以“仁”为内在方向的历史动态过程。在这个重构过程中,其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去苦求乐”人性观、实现民众普遍幸福的“仁政”观都表现出与密尔功利主义的高度契合性。对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佐政刍言》···
《春秋繁露》是典型的融合性文本。董仲舒能够将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融为一体,与其"馀义"言说方式有关。馀义言说是"以比贯类、以辨付赘"的方法,亦即通过连环问答、数理描述、天人对话揭示人情与辞义、天志与名号之间的同一性。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能够融为一体,正是借助于"比例法"与"正义法"。
从北宋开始,周敦颐、张载、二程就开始探索如何用这一模式解释宇宙与人生,并努力在此基础上建立认识论和修养方法。他们都认为,就本然状态而言,宇宙存在普遍性的基础,人、物均禀有此种普遍性,故人、物都具有统一性。但是就现实性而言,人、物各各不同,具有差异性。从本然性上说,人、物皆完满无缺;从现实性上说,人、物则都存在···
中庸之道是儒家君子与新人文主义会通之处,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者非常符合中国的先秦贵族君子特征:节制、适度、平衡,少数人的、个体的完善,难以达到的境界。梅光迪留学美国,习英文,教西学,以复兴先秦原始儒学、会通中西文化为己任,虽然并不显赫,终不失为一位实学君子和爱国君子。
本文通过大量翔实的文献考证,试图证明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
公共性是张载哲学思想的面向之一。张载构造的“气本论”为多样性的生活世界奠定了同一性的本体论基础,“崇公抑私”的价值选择表现了其“公共性优先”的立场,宗法、封建和井田的复古性制度设计是其公共治理方略的展现,而“民胞物与”思想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的一种理想。张载的公共性思想是先秦儒家公共性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经学论义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义的裁断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内聚力,其价值观就是《礼记》所说“亲亲”与“尊尊”,也即是孔孟的“仁义之道”,“亲亲”之“仁”代表和谐,“尊尊”之“义”代表秩序,二者形成文明体内部必有的张力。政立基于教,文教凝聚于儒家士大夫阶层对于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原典之传承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