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横向结构看,好恶介于“心物”之间:一方面,好恶与物构成了“物化”的关联,好恶乃是感于物而“动”;另一方面,好恶与心构成了“心化”的关联,好恶形成了心之“大端”。从纵向结构看,好恶作为最基本的情感而存在,但是此“情”一方面以“欲”作为根基,另一方面又为“性”所提升,但好恶终为人类的“心-情”,这才构成了中国儒家“情感哲学”之基本···
文本梳理朱子“义”说,一则以此管窥朱子哲学之特色,一则可助我们理解传统“义”观念丰富而深沉的内涵。我将首先梳理朱子对“义”的训诂与界说,然后梳理朱子对“义”之意思与气象的各种说法,最后以“义”为中心辨析仁义礼智之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也将阐明朱子“义”说所蕴含的伦理原则与实践指向。
梁启超对三代礼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志三代宗教礼学》中。以此文为中心,他勾勒了三代宗教礼学从一神教向多神教的递嬗轨迹,在此基础上,以天教、祖先教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建构了中国古教的主体内容和逻辑,进而揭示三代礼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凭借对三代礼学的研究,梁启超展示了中国古代宗教的具体内容,同时彰显了中国古···
荀子政治哲学的思想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民”与“尊君”同构;“修身”与“富(强)国”并重;“隆礼”与“重法”合治。正是依托荀子所建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儒家政治哲学,儒学在汉代才可以一跃而成为王官之学,并由此成为秦汉以后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依循。当然,荀子在强化儒学治政品格的同时,也为社会政治的现实原···
新文化运动干将们对儒者形象的认知,源于偏解儒学之重“经”。经为文,权为质;礼为文,仁为质。经权相反相成,不可须臾而离,均须归结到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守经、善行权者,才是春秋公羊学中堪行王道的政治家。
那天,女儿看我的眼神,是我花再多的钱,买再贵重的礼物也换不回来的崇拜。为了女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名优秀的义工。
《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其中的“和”的解读,在古代,经历了自皇侃、邢昺从礼乐关系的角度讲“和,即乐也”,“和,谓乐也”,到朱熹从礼有体用的角度讲“和者,从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讲“‘和’者,以和顺于人心之谓”,刘宝楠以《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解“礼之用,和为贵”的过程。
现象学在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之外开辟了一种原发的思想方式,即回到主客未分前具有时间性构造的生命经验,这种活体经验是一切存在理解与价值的源头。此一回到基源性活体经验的思路对我们重新阐发儒家哲理具有根本性的启发,儒家的仁爱思想源于时间性的、非客体化的亲亲经验,从这一基源经验出发生长出仁民爱物的终极视域。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是他一生不变的追求。为给近代中国的发展找寻方案,他早期取法周公,以《周礼》为治理中国的宝典,大旨见于《教学通义》;中期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借助春秋公羊学的孔子改制说,宣扬维新变法的近代政治主张,斥刘歆伪造的古文经学为“新学”,给中国两千年的学···
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此期间,由于经世情怀的驱使,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
明道之学系从道家之顺应物性、以百姓心为心等说,转手而来;明道不属“心即理”学,如其《定性书》:“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若为“心即理”,则该言系于心亦系于物;明道之客观理学,系建立于“服牛乘马”之物各付物上,一径顺任牛马之性,道理如斯而不可易。
二程共同建立了理学,推动了仁学的本体化。但是二程在“仁”的训释上差异明显,分别以“万物一体”训仁和以“公”释仁。其实二者的差别体现在“仁之本体”与“仁之用”、生命境界与道德实践、体认天理与大公无私几个方面。两种仁说上的差异,与二程兄弟的气质个性与思想境界不同有关。
“范氏义庄”的法律构造及其救贫济困、促进教育的善举,与现代慈善信托制度有着惊人的一致。尽管范仲淹具有强烈的宗法思想,但不能否认其慈善信托的理念的进步性。“范氏义庄”作为一种慈善信托机制,产生了在族内传承、族外传播的良好社会效果,但因受传统宗法思想的影响,未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信托制度。
“中国文化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一概念涵盖了中华民族文化相对于世界上其他族群的不同的、差异性的内容与特征,也涵盖了能够得到不断延续的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与特征,同时还表达了现代语境下中国人的诉求与对现代性的回应。
传统边疆治理积累的历史经验复杂繁多,但仍可以模式建构的方法进行归纳与总结。由于边疆地区本质上也是民族聚居区,因而边疆治理也关涉华夷秩序如何建构的问题,尚有必要重新理解或诠释“大一统”观念的原初本义,看到天道人心既是政治行为正当性的本体依据,也是华夷与天下秩序合法性的形上根源,而只有做到“天下归心”与“天下归仁”,才···
明末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基于自身对“理”与“人性”的认识,在评述《孟子》“生之谓性”章的哲学意涵时,将朱子的“理有偏全”说改编成了“性之偏正”说。虽然朱子在不同时期对于人物性同异问题的看法有所变化,但自始至终,人与物禀理有偏全之不同,这一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朱子的“理有偏全”说始终在多少而不是结构的意义上理解人、物之理的不同···
蒙培元“情感儒学”的超越观念不同于牟宗三的“内在超越”观念,在于它是主体心灵境界的“自我超越”,即并不是存有论的超越观,而是境界论的超越观。不仅如此,情感儒学通过反思而超越“内在超越”,其自我超越乃是“情感超越”,而其中特别是“敬畏”的情感体验。当然,情感超越也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广义的内在超越;因此,内在超越所存在的问题同···
把儒学(性理学)作为治国理念的韩国,为了对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提出了守护传统文化(儒学)的主张,儒林中出现了“卫正斥邪派”“开化派”等各种学派,而且各学派之间的矛盾也相当激烈。面对这样的局面,以李炳宪为首的儒教改革派,积极主张对儒教进行宗教化改革,且要在韩国进行“孔教”运动。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者,也是较早思考儒教问题的人之一。与哲学相比,学界从宗教学视域展开的研究不足。梁氏承认中国人有自己的宗教,也不否认自己是个儒教徒。20世纪初,他提出了“道德代宗教”,以解决中国文化认同与儒教现代转型问题,表面上反对宗教,但其理论仍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在实践上具有强烈的救世情怀,究其实质···
在讨论近世中国民间组织形态及对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影响时,有两种典型的地方结社颇值得我们关注和比较研究:一是乡约团体,二是结拜(义)团体。二者都有一套共通的习惯法和文化体系,在有效地支撑其组织性的运作,并通过带有宗教因素的仪式实践(如聚会或入会时的仪式表演)和象征操作,来确认其自组织的文化边界,从而强化团体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