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以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家哲学,是建构的结果。它从对亲亲尊尊的薄的政治解读出发,利用亲亲去抑制个体的放纵,利用尊尊去制衡平等的极端,为理想社会提供一种更好的可能。
具有内在性的良知如何在经验世界中实现自身的外在化和普遍必然性,是王阳明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孝解释良知的这一接转过程,是对上述问题比较切近人情的回答。阳明孝观念具有“自然”与“深爱”特质,孝发自本源性的“深爱”情感,而不单纯是伦理与道德的应然而然。阳明之孝实质上是一种超越了认识论和伦理学局限的审美境界意义上的观念。
张学智《中国哲学概论》不仅仅是一部泛论中国哲学的著作,也在不少具体领域有独到之见。在形而上学部分,《中国哲学概论》分三部分来叙述:物质构成论、宇宙演化论与天道义蕴论。特别是物质构成论方面,张学智教授结合气论的哲学史,对气学作了甚富新义的阐发。与西方形质论的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不可归入质料,它是使存在者得···
这部四十余万字的《西汉经学史》终于要出版了,回忆该书诞生的艰难历程,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部书稿凝聚浓缩了华友根先生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期待,所有的寄托;这是他用最后的生命写就的人生华章,是此生再无来者的生命表达。愿华先生在天之灵原谅我工作的不力,在该书出版之际,请华先生安息。
王船山批判了程、朱的解释,他认为“络马首,穿牛鼻”是“用物之道”,其合理性是人类赋予的,是人道自决、与物流通的结果。人与物——牛、马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再面向存有论,而是通过基于天道乾德的人心在自由权衡的道德实践过程中贯通彼此。儒家对“络马首,穿牛鼻”问题的不同阐释,共同蕴含着光辉的道德理性,揭示了儒学在历史发展中不断···
基于《礼运》文本的整体思想脉络,可知“大同”乃是原初秩序经验,而对此原初秩序经验的理解不能离开“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的张力性结构。然而,这一张力性结构在以往的《礼运》研究与“大同”探究中,似乎始终处在被遗忘的状态。
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儒家“生命的学问”的总纲,也是儒学生命教育的基本依据。人生的理想在开发人人可走的大道,这一大道是通过每一个人德行的修养的正路而展开的,德行修养的可能基础,就在于人人内在的仁心仁性的发用上,仁心仁性的发用落实在诗书礼乐的人文教化中。
“太子天下本”事关权力更迭的稳定性,儒家通过完备的太子教育将传贤的理想性注入嫡长子世袭制,使得继世的权力更迭方式同样带上了正当性的内涵。“君子大居正”高于一切,而是先前的立子立嫡之法历经让国、尚贤这种儒家大义的激荡与显发,变得更加义蕴丰厚、更加正大光明。
价值观念往往由主体意识而生成,亦因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落实与表现而成为人生世界的灵魂。但这并不是说价值观念就与主体意识同步而生,而是必然要表现为此前价值观念的某种继承与发展;只有在主体精神真正确立之后,新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生成。
王夫之在此问题上更认同天文历法之士的说法,强调对天象观测的合理性,这实际上为理学框架下实证的天文科学研究之合理性保留了余地,揭示了儒家思想并不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抵牾。经过对张载、朱熹二者思想的批判性继承,王夫之的“浑天说”已经成为了关于天道运化的学说。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自然应当从经典入手,对经典中的“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等观念,进行深入阐释和现代发扬,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更加中国化,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现代化。
孔颜之乐这一生命的信仰超越了功名利禄,故能收拾人心。从三个方面影响了士人的行为:第一,给予士人生命的意义。第二,给予士人人生的前进动力。第三,给予士人学术的方向。这一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无论是乐广的“名教中自有乐地”还是范仲淹的“瓢思颜子心还乐”皆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并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士人。宋明理学的···
“中国诠释学”建立在中国文化独特而自成体系之“一本性”之上,有其自成一格之“中国性”,见之于经世致用之精神、政治之取向以及生命增上之愿景,不能简单视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中国诠释学至少有“实践诠释学”“生命诠释学”“政治诠释学”三种类型,三者都是不同程度的“实学”。
以丧祭礼为重点的儒教礼仪是韩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熏染下,韩国儒教丧祭礼开启了内容与形式上的革变,主要体现于祭祀对象的缩减、行祭时间的转替及礼仪空间的变动,以此来适应城市化进程与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虽然儒教丧祭礼产生了一定的形变,但其本质特性依然维持其中,并对其他宗教礼仪产生了···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
许慎是东汉经学一统大势中的关键人物。作为东汉经学的坐标,《白虎通》是来自庙堂的经学一统,代表了以今文经学为主体的通学形态,体现为声训正名、经说裁断、天人统系三个层面的经学工作。《说文解字》继之而作,与《白虎通》全面呼应,代表了许慎经学的完备形态。它自形训以经学正名、据汉字以裁断经说,通过汉字系统构建天地人秩序···
由于孔子弟子各有所记,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多种“孔子语录”汇编本,其中多数在流传中亡佚,部分散落在《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论语》的早期传本源于“孔子语录”汇编本,并在汉代武、昭、宣时期逐渐经典化,形成多种抄本。汉代后期,张禹所传“张侯《论》”逐渐淘汰其他抄本,成为今本《论语》的主要源头。
道德本乎天,故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道德主义,实则道法自然。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一些思想家批判儒家的道德主义路向,以之为儒家的弊病,但这些批判不过是现代观念(尤其自由主义)的产物,而为儒家辩护者也因此被“观念绑架”,不敢承认儒家的这种优良特质。
通过对《孝经》五刑章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孔子的律法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首先,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发人们的迁善之心;其次,孝是一条根本性的律法,是规范社会秩序其他法律的基础,是诸法律的律法;再次,由“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来的孔子律法,可概括为“四尊五勿”:尊天,尊亲,尊圣,尊君;勿杀人,勿奸淫,勿侵···
《六经》成立关联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奠基。这一奠基首先是确立秩序担纲主体,三代以上帝王主体转化为三代以下的圣人主体,两种主体分别对应着“治出于一”和“治出于二”的不同秩序格局。《六经》成立关联着民族精神的奠基,具体展开为文明之为文明、人性之为人性的原理之确立。《六经》作为一种超越具体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宇宙,构成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