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思想论战,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论辩双方的观点本身,直接激发着当今学界对于古今与中西、道德与政治、制度与行为以及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更广泛而深入的思考。
蕅益智旭对《论语》的佛学解读最能集中体现他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重视。蕅益智旭注解儒家四书的目的在于“藉四书助显第一义谛”,即使佛教的第一义谛或者说终极真理得到有效的诠释、说明和彰显。
从张祥龙所提出的现象学视角入手,通过对《春秋繁露》的研究,梳理出其中的时间意识。“元”作为《春秋繁露》的核心范畴,其本身就内蕴了时间,进言之“元”即是时间的发端。推而论之,天道、阴阳以至于四时、五行皆为时间的展开,人道之社会历史合于天道,同样是随时显现的时间本真。《春秋繁露》之天人关系即是在时间上的统一,而这样一···
王阳明诚然没有上升到自觉理性的层次思考良心与责任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其良知说也自发地触及二者的关联,因而,加强对阳明有关良心与责任关系思想的研究,既可以深化阳明心学的研究,拓展它的学术空间,激发它的生命活力,也能为当代儒家责任伦理学的构建提供思想资源。可以从隐含的、实质的维度分别从良心之学与责任伦理、良知本···
康有为将“仁政”解释为以实现普遍民众的幸福为目的和以个体“成人”为依归的结合,“仁政”成为一个“势”所制约下的以“智”的突破发展为动力,以“仁”为内在方向的历史动态过程。在这个重构过程中,其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和“去苦求乐”人性观、实现民众普遍幸福的“仁政”观都表现出与密尔功利主义的高度契合性。对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佐政刍言》···
《春秋繁露》是典型的融合性文本。董仲舒能够将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融为一体,与其"馀义"言说方式有关。馀义言说是"以比贯类、以辨付赘"的方法,亦即通过连环问答、数理描述、天人对话揭示人情与辞义、天志与名号之间的同一性。不同学派的思想资源能够融为一体,正是借助于"比例法"与"正义法"。
从北宋开始,周敦颐、张载、二程就开始探索如何用这一模式解释宇宙与人生,并努力在此基础上建立认识论和修养方法。他们都认为,就本然状态而言,宇宙存在普遍性的基础,人、物均禀有此种普遍性,故人、物都具有统一性。但是就现实性而言,人、物各各不同,具有差异性。从本然性上说,人、物皆完满无缺;从现实性上说,人、物则都存在···
中庸之道是儒家君子与新人文主义会通之处,白璧德式的人文主义者非常符合中国的先秦贵族君子特征:节制、适度、平衡,少数人的、个体的完善,难以达到的境界。梅光迪留学美国,习英文,教西学,以复兴先秦原始儒学、会通中西文化为己任,虽然并不显赫,终不失为一位实学君子和爱国君子。
本文通过大量翔实的文献考证,试图证明中国历史上的“三纲”,本义并不是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是指君臣、父子、夫妇这三大伦;因为这三伦被视为一切人伦中最重要的,为人之大伦或人伦之纲,故称“三纲”。
公共性是张载哲学思想的面向之一。张载构造的“气本论”为多样性的生活世界奠定了同一性的本体论基础,“崇公抑私”的价值选择表现了其“公共性优先”的立场,宗法、封建和井田的复古性制度设计是其公共治理方略的展现,而“民胞物与”思想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的一种理想。张载的公共性思想是先秦儒家公共性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朱子思想对义的哲学理解,一是继承了汉以来经学论义的裁断训义,二是把义纳入仁德为首的四德论体系,三是扩展了义在仁体宇宙论中的意义。朱子对义的理解使用受到汉以后词义训释的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得义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明确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义的裁断训义又使朱子将之引向宇宙论成为可能,发展了义在朱子宇宙论中的意义,充实···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内聚力,其价值观就是《礼记》所说“亲亲”与“尊尊”,也即是孔孟的“仁义之道”,“亲亲”之“仁”代表和谐,“尊尊”之“义”代表秩序,二者形成文明体内部必有的张力。政立基于教,文教凝聚于儒家士大夫阶层对于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原典之传承与诠释。
从横向结构看,好恶介于“心物”之间:一方面,好恶与物构成了“物化”的关联,好恶乃是感于物而“动”;另一方面,好恶与心构成了“心化”的关联,好恶形成了心之“大端”。从纵向结构看,好恶作为最基本的情感而存在,但是此“情”一方面以“欲”作为根基,另一方面又为“性”所提升,但好恶终为人类的“心-情”,这才构成了中国儒家“情感哲学”之基本···
文本梳理朱子“义”说,一则以此管窥朱子哲学之特色,一则可助我们理解传统“义”观念丰富而深沉的内涵。我将首先梳理朱子对“义”的训诂与界说,然后梳理朱子对“义”之意思与气象的各种说法,最后以“义”为中心辨析仁义礼智之关系,在此过程中,我也将阐明朱子“义”说所蕴含的伦理原则与实践指向。
梁启超对三代礼学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志三代宗教礼学》中。以此文为中心,他勾勒了三代宗教礼学从一神教向多神教的递嬗轨迹,在此基础上,以天教、祖先教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建构了中国古教的主体内容和逻辑,进而揭示三代礼学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深刻影响。凭借对三代礼学的研究,梁启超展示了中国古代宗教的具体内容,同时彰显了中国古···
荀子政治哲学的思想特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重民”与“尊君”同构;“修身”与“富(强)国”并重;“隆礼”与“重法”合治。正是依托荀子所建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相统一的儒家政治哲学,儒学在汉代才可以一跃而成为王官之学,并由此成为秦汉以后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依循。当然,荀子在强化儒学治政品格的同时,也为社会政治的现实原···
新文化运动干将们对儒者形象的认知,源于偏解儒学之重“经”。经为文,权为质;礼为文,仁为质。经权相反相成,不可须臾而离,均须归结到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可守经、善行权者,才是春秋公羊学中堪行王道的政治家。
那天,女儿看我的眼神,是我花再多的钱,买再贵重的礼物也换不回来的崇拜。为了女儿,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名优秀的义工。
《论语》讲“礼之用,和为贵”,对于其中的“和”的解读,在古代,经历了自皇侃、邢昺从礼乐关系的角度讲“和,即乐也”,“和,谓乐也”,到朱熹从礼有体用的角度讲“和者,从容不迫之意”,再到王夫之讲“‘和’者,以和顺于人心之谓”,刘宝楠以《中庸》“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解“礼之用,和为贵”的过程。
现象学在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之外开辟了一种原发的思想方式,即回到主客未分前具有时间性构造的生命经验,这种活体经验是一切存在理解与价值的源头。此一回到基源性活体经验的思路对我们重新阐发儒家哲理具有根本性的启发,儒家的仁爱思想源于时间性的、非客体化的亲亲经验,从这一基源经验出发生长出仁民爱物的终极视域。